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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德译过程与佛典汉译的译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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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提到在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一八三七——一八二一)的举荐下,他拜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一八四三——一九二一)为师,在劳乃宣的指导下,精研、翻译《易经》的过程。早在一九○四至一九○八年周馥在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劳氏即为其幕僚,周馥极为推崇劳氏的学问。
卫礼贤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在此之前的一个奇异的梦:
一位眼神友善的白胡子老人来看我,他自称为“崂山”,愿意带我到古老的山中探秘。我向他鞠躬并表示感谢。他消失了,我也醒了。(上揭回忆录德文版183页,下引此书仅注明页数)
摘自：《读书》2010年第12期 原文链接是：http://www.hao1111.cn/a/dushu/75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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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高兴地接受了这位“其先祖来自崂山地区的劳姓”的老师,感觉他和在梦中造访过自己的白发老人很像(184页)。一九一三年秋,劳乃宣应周馥之邀来到了青岛,主持卫礼贤组织的“尊孔文社”。劳乃宣在《劳山草》称:“癸丑(一九一二)冬,应德儒尉礼贤尊孔文社之招,移家青岛,在劳山麓。通志氏族略云:劳氏其先,居东海劳山。是劳山者,吾家最古之祖居也,此行为归故乡矣。”(见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一》)而卫礼贤对中国经典的理解和翻译这时才真正得以展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劳乃宣建议卫礼贤翻译《易经》。劳氏认为,《易经》尽管不容易,但也绝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不可理解:
事实是,在最近这一活的传统已经几近消亡。不过他(指劳乃宣——引者注)还有一位依然能接续上古老传统的老师,劳氏家族与孔子的后代是近亲。他拥有一束采自孔墓的神圣的蓍草径,并通晓如何借助于这些来占卜未来的艺术,而这在中国也几乎不为人知了。因此选择了《易经》这本书来予以讲授。(184页)
他用汉语解释经文,我做笔记。之后我将经文为自己译成德语。在此基础之上,我不看原书再将我译成德文的经文回译成汉语,由他来进行比较,我是否在所有细节方面都注意到了。之后再对德文本的文体进行润色,并讨论细节文体。最后,我再对译文进行三到四次的修改,并加上最重要的注疏。就这样,这个译本不断完善。(184页)
卫礼贤所描述的整个翻译方式与佛典汉译的译经方式颇有相似之处,特别是暗合了译场组织中的不同分工,只不过佛典汉译是从西域、印度的文字翻译成中文,而卫礼贤则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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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易经》德译的过程,却证明了回译的可行性,即他将易经翻译成德文的《易经》和《经传》再口译成汉语,让劳乃宣来检查,他的译本是否“能诠不差,所显无谬”。卫礼贤在《易经》德译本第一版的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翻译方式:“在对经文经过详细的讨论之后才译出了译文。之后再从中文回译成德文,只有当文本的意义完全被表达出来之后,这一译文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tragen und herausgegeben von Richard Wilhelm. Diederichs. 2004. S. 5)而德译《易经》的成功,无疑也间接证明了这一回译方式的有效性。
在翻译工作没有完成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九一四年八月劳乃宣和其他学者一道退避到了济南和曲阜。直到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劳氏才得以重又回到青岛,与卫礼贤继续合作共同译完了《易经》。方志称德译本的《易经》“是卫教授最得意的译品,实在也是出众之作,因为他关于《易经》常常质疑于劳乃宣”(《进步与研究》第一卷第四期〔一九四○年一月〕,26页)。一九二四年,这部凝聚着卫礼贤与其师劳乃宣十年心血的《易经》德译本在德国出版,而三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劳乃宣早已在青岛与世长辞了。由于劳乃宣可以算做中国传统中传承了《易经》理论和实践的最后学者,因此,他与卫礼贤“合译”的《易经》对于今天中国来讲也是弥为珍贵的。一九二三年夏天,在北京德国公使馆任科学参赞的卫礼贤,在《易经》德文版第一版的前言中对让他进入《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是《易经》世界的老师劳乃宣,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词。一九二六年《中国灵魂》的第一版中,还收录了劳氏的头像(可惜这次再版时没有收录)。卫礼贤后来在回忆他同劳乃宣的交往时写道:“他以幽默诙谐著称,其实他是一位真正出色的严谨的人,但他却采取了不拘小节的表现行为方式。他属于神秘的圣者这类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