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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信條主義的矛盾 [打印本頁]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13     標題: 信條主義的矛盾

本帖最後由 net01695 於 2019-5-1 14:47 編輯

最近這幾年都在研究"為什麼會戰爭"的問題，跟大家分享。
老子與孔子的政治邏輯是不同的
正如老子的政治最後演化成玄學，而儒家的政治最後演化成董仲舒，
他們的矛盾就是“名教”與“自然”的沖突。
儒家名教的思想，正如孔子的政治規矩、禮制、正名一樣，是有信條主義的。
而道家沒有名教的規矩，是自然法政治邏輯，
在文子政治邏輯中，是君主立憲制，而不是儒家的奉天承運的天子制。
道家是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儒家是政教合一的宗法制。
並非中國傳統沒有民主制思想和邏輯，是儒家政治的長期影響，
給中國人造成一個民主制是西方文化的錯覺。
而道家恰恰是民主制的政治理論，自然法是產生民主制的必然邏輯罷了
儒家繼承的是三皇五帝一直延續下來的周朝政體為本罷了
直到清朝皇家祭天，來表達的皇權合法性依據，祭天的權力來自天子代理天意的信仰。
但，恐怕很少有人描述過儒家來自天文歷法的皇家祭祀象征。
民主制是工業科技或古希臘工匠科技思維逐步形成的文化邏輯。
民主體制首先是哥白尼與基督教思維的天文沖突，然後是政教分離的宗教改革。
政教分離造成西方基督教宗法制被剝奪，古希臘有多神教而轉化的古希臘自然哲學，
這是建立民主制的文化基礎，中國傳統內涵中，
就有多神教與一神教兩種傳統，百家爭鳴實際也體現了各種沖突，
基督教是一神教，儒家天與基督教上帝，
從社會功能信仰上完全一致，就是政治體制而言是一致的邏輯，
天—天子，上帝-教皇，中國聖經是六經，基督教聖經是信約。
民主的文化背景是自然法邏輯規則規定的，
如果君主沒有了神賦或天賦，才會有民主制的邏輯。
任何宗法制都是君權神、天賦的，中國叫奉天承運，
這是中國帝王祭天的根本依據，我沒有否定儒家政治結構的歷史性，
但現代性而言卻並非如此，中國本應該繼承儒家的社會道德性，而否定儒家的社會政治性，
也就是仁義禮智信是以社會道德自覺為本，而不再以政治權力性為依據，
仁愛與誠信是任何社會都有的基本道德價值觀，也就是說，中國沒有搞出政教分離才是致命的。
最終轉化成了馬教的宗法制，馬教的宗法政治是階級人性論，而儒家的政治價值來自文化的善惡觀，
宗教最初來自人類文化的初創期，比如混沌開天地，然後是善惡人性觀，
儒家、基督教、任何民族的文化建構基礎差不多，宗法，就是由宗教文化建立出來的政治，
消除儒家的政治部分，儒家的文化就沒有了強制性，但可以變成教育的基本價值觀，
任何民族都基本采用了自己古老聖經做為社會精神道德的幼兒基本教育，
這是與文化產生之初與幼兒教育的同構性相關聯，
文化之初的人類意識與幼兒的認知意識同構或類似，
並非如此，前天看有關教育的討論，說美國幼兒教育是聖經的，
其實，我認為這符號人類認知文化的演化歷史，
人類從原始人進入文化人，初創的文化特點恰恰是幼兒的思維特點，
明朝有本幼學，第一篇稱作天文，就是盤古開天地，
其實，中國傳統都有私塾教育，只是農民不需要太多文化性，
因為天文歷法或二十四節氣基本能作為常識了。
農民也有知識，很多知識是農業種地知識罷了，
但一個村莊的社會基本道德和習俗，已經表達文化知識含義，教育孩子都有文化。
傳統文化不是說知識文化，只要傳統人會說中國話，就已經有知識了，
中國把馬教替代了文化，社會有很大一部分是傳承文化的自覺道德意識維護的，
但馬教裏面沒有文化，只有階級性的人性觀，沒有文化傳統的善惡觀、誠信觀，
或者說，你可以消滅儒家的政治權力文化，但文化應該讓其自為，
而不是用另一種聖典替代，如馬克思理論，
如果不樹立馬教，我不知道現在的政治權力如何詮釋自己的真理性了，
但是，道家不是教條或信條主義的宗教，
正是因為如此，我才說中國本身原來有黃老之治的政治邏輯，那是君主立憲制的規則。
司馬談曾經談過六家政治制度比較，讓社會自己發揮自己，只要制度依法治國體系構建就行了。
這叫無為而治，無為是指君主不能主觀意志化或絕對權力罷了，
也就是通過分權與相互制約權力的遊戲規則形成政治的契約法，
道家邏輯可以形成民主制，儒家是宗法制，日本是虛擬君主政治，政治不在天皇手中，
現代日本更是類似西方的民主制了，日韓正是通過政教分離，形成的西方政治邏輯，
儒家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不沖突，這就是政教分離的含義，但傳統政治卻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吸收，中國人很難進行政教分離的改革，
明治維新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典範吧，脫亞入歐的思想都是日本文化的變革，
政教分離從宗教改革開始的，從意識形態先分離出來，
實際上，中國缺乏一個君權天授到天賦人權的文化理念轉變，
西方的馬克思是議會道路，而不是專制主義的馬克思，
馬教在中國是主義的一黨的信仰依據，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
議會道路的馬克思是西方民主制或工黨參政的體現，共產式的是一黨制，
實際就形成了一元化領導的絕對權力，美國是多元文化類型的國家，
而是立法、執法、司法的遊戲規則制定，民主制體現的是多種利益價值集團的形成，
與維護自己的利益性參政的，就像居民委員會或工會組織這樣的代表自己的利益組織一樣，
黨派這東西不過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的不同團體勢力形成，已形成社會的基本矛盾與博弈規則，
如果沒有黨派，那就以為著掌權者具有絕對的真理依據，這就是產生宗法制的邏輯源頭，
只有一種信仰的文化認同，才會形成絕對的權力機制，
比如今天伊斯蘭國，信仰的越是堅決，其極權性就越能獲得理解，
好吧，你信仰什?？信仰黨，我沒什?可說了。
就像自然經濟形成市場規則，自然權力就會形成民主制罷了，
馬克思與老子實際有內在很大的差異，老子不是樸素的唯物主義，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wkDWD5g9Yo
人類：那為什麼我們用核戰毀滅自己？
elien：教條
人類：你能說的更詳細點嗎？
elien：政治和宗教教條，它是你物種所有主要衝突的根源，在你的下個世紀，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由教條統治的國家，會破壞你的物種。
人：最後一件事，道德怎麼樣？你的道德基礎是什麼？
elien：同情心和證據。
人類：我明白了

矛盾沒有解決只想試圖用真理馴服差異性成一個秩序，就形同信條主義，也就是階級信仰的死胡同
政教合一就是個例子，奉天承運的王朝垮了，換了個朝代還是奉天承運，沒什麼不同
看看歷史上，幾乎都是【一個真理試圖馴服千千萬萬真理】
不同信條會激發敵對，最後從道德的理想化轉為生存的對抗，沒有誰的核心表準屈於第二位。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25

事物一旦統一，獲得的東西就是“無”，所謂統一思想，就是“信條主義”，政治上的是靠意識形態信條獲得“統一”，稱作統一思想，統一思想是宗法制和集權制的源頭，政治專制的源頭，統一思想來自某種“真理”化“信條”的預設，未來是開放性的，是選擇性，就思想的方式而言，是選擇性的，“未來”是根據“過去”經驗的預設產生的推導，最初華夏族的土著伏羲是靠天文歷法挖出了第一桶“金”，由天文歷法控制生物界，由此為人類服務，當伏羲挖出第一桶金以後，才逐步形成了爭奪金銀的大戰，古代的奴隸和今天的奴隸只是形式變化了，統治者就是奴隸主，被統治者就是奴隸，人類還沒有超越出奴役與被奴役，貴族屬於道德自覺化的君子，而不是統治地位的體現，當一個人把道德化強加別人的時候，就沒有了道德性，因此，貴族是脫離等級地位的人，能自主的就是貴族，但通常人們把社會地位或財富的等級等同貴族，權力和財富成了象征貴族的標志，貴族應該是精神意義的，最初是如此，財富與地位某種意義上也是追求自由，但是一種外在的，地位越高財富越多，似乎就容易擺脫社會的限制罷了，換句話說，只能說精神意義與財富和等級地位沒有必然聯系而已，但財富和地位過高或許會阻礙精神的發展，老子說了一種辦法，就是地位高的要把自己降低到最低，精神意義是體現道的能力吧，如果我們把老子定為標準來看，儒家定位的是堯舜，這給人們造成一種錯覺，堯舜是地位最高者，老子和莊子是把成道看成最高精神體現，我們不知道老子是什麼，只是就他的道德經的道德標準而言，標準是假設的、外在體現、或象征，儒家的聖王樹立的是堯舜到周公作為標識，老子和莊子否定了這種表象的貴族標識，標準是一種寓意，不是信條。境界我認為是各種能量等級的含義吧!從他的話語還是與他較量的功能而言呢？





你說，孔子看到老子說，老子是龍，你見過老子嗎，老子可以完全不說話，你不是也在說話嗎，老子本意並不想把道表達出來，言不言，一旦表述出來，就形成了分裂的樣式，
表達就會產生邏輯的構造模型，
認識就已經是構建一種可見的模型含義了，
你如何判斷境界化的存在高低呢，
每個詞，最初就是來自想象的樣式，
我認為在“境界”層面，你無法描述，
境界，那只是些個人能量震動的體現吧，
各自體驗的結果，
所以，你如何能比較出老子比你差呢，
因為語言的外衣是考慮他要對話的對象而言的，
你的語言外衣是假設到了你已經從其他知識獲得表述方式而已，
你認為說出來又怎樣，甚至什麼都不說的人都有更高的境界呢，
至於邏輯而言，不過都是表面的了，我的意思是說，能說的才有邏輯，
任何邏輯都可以自圓其說，
如果在這個年代，你想用所有現在人類經驗知識來“說”道，你遇到的難度比老子更大了，
邏輯首先是封閉的，不能說的都在邏輯之外，
老子的能力就在於他那個年代，他能把所有的知識理解匯集成本質的道，
本質無法描述的實在，去努力表述出來，於是才有了邏輯現象，
科學就是想精確的用邏輯和量值表達實在，這造成一種構造化的自然整體觀，
道其實不去啟動一個點的演化，
一旦啟動，就有兩種思維方式產生，視覺化的質點運動與聽覺化的波動運動，
波和粒子都是人類對象化物體動變的預設，
道是回歸到無極點，
也就是說，你一旦去認知識別實體，就會產生粒子或波動的假想物質，
粒子來自我們視覺對物的大小進行分割產生的概念，
粒子是視覺與觸覺感官的語言定義，質點是一個抽象點，質點就相當一個太極點，
你一旦試圖發現質點的運動形式，就會產生兩種可能，粒子直線運動與波震動的展現，
因為運動和變化意味著時間和空間的展開，
這個展開體現了粒子的直線運動概念與波動的震動概念產生，
哈哈，這是我的想象而已，
其實，亞裏士多德、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都是一種西方質點運動模型的體現，
而中國最初建立的是波動物理學，[太極圖]，陰陽的震動性，
兩種陰陽屬性的波形構造成一個質點，
一個質點一旦展開，就是一個波形的運動，而一旦觀察就還原成一個質點或粒子，
粒子本身隱含著陰陽波形的，一旦運動，就產生波形的運動模式，但一旦觀察就成了粒子的表述，
運動過程是波形的，觀察的結果是粒子的另一個點的聚集，
能量聚集是一個粒子，而粒子的運動不是直線運動體現的，而是波形過程體現的，
因此，一件事物，在發展變化過程中，實際中間過程我們始終不知，
只有看到結果後，我們才算真正知道，
這就是時間的不連續性含義吧，

本質而言，就是將一個事物孤立出來進行實驗，獲得難以理解的自然現象，
這是就預測而言，本質是不確定性的，
機械哲學來自機械邏輯化，就佛教理論是這樣的，
也就是說，一旦我們試圖完全確定一個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結果，本質就會產生不確定性，
畢竟是人工幹預與構造的
邏輯首先是來自對自然改造與人工化的實踐，然後變成符號的過程，
局限性的規律我們都同意，否則就無法獲得“科學”構造樣式的精確要求，
或先假設一個陰陽，於是就有了科學，這就是分別心的意思，

最初人類改造的自然是簡單的，比如制造了方圓的東西，並定義出方圓的概念，
圓只是理念，物理的實在世界中，不存在圓，你制造了一個圓石頭或方石頭，
然後你會從這種技能後，產生你的概念體系，
就人類界和動物界的原始社會，人類和動物都沒有創造出任何自己的“東西”，
但是，有一天，人類會創造工具了，換句話說突然意識到了天等等，
那個工具的形狀定義，就是三角形、圓形、方形，
其實，這個產生的來源更是天文學開始的，
這只是說把自然現象進行形式化的人類行為，
我從自然來說明人工的產生原因，符號與實物創造都是後天的，
原始人類和動物什?都沒創造，都是自然創造的生物，
存在的原始人時期，你什?文化都沒產生，
只有文化產生，你才會去意識你是如何存在的問題，
原始人是無意識的存在者，
或者說沒有產生更高級意識的存在者吧，
物質實踐就科學技術而言是可以邏輯一致的發展，
今天我們說的經驗都隱含人類借助符號化的過去文化。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26

我為經驗前的先驗是什麼，就像黑洞一樣的性質，我們只能從符號化之後的“經驗”來描述過去，並由此來推導未來的可能性，因此，道家與太極的起點只能用道、自然、無極來說先驗的起點吧，有人可以把道的起初設置成外星人或上帝的啟示，自然的意思是自身如此，自身如此只是先驗的，或先天的，歷史的起點是找不到的(對錯原因)，只能找到人類歷史最初的定義，沒有文化，就沒有歷史，
文化只是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記憶，而歷史的起點是無法說清的，因此，歷史的起點就是“無名”，某種意義上說，或用道家的理論來說，真知不是個時間概念，未知是相對已知而言，但已知不等於真知，在這種意義上說，已知是經驗假設出來的命題，真知卻不同，是超歷史和超未來，因為對今天而言的我們或人類，歷史和未來都只是想象的存在方式，誰能看到秦始皇呢？他被埋入了地下而腐朽，我們只是有個記憶中的秦始皇存在著，那是歷史的標識，而不是實在的東西了，而當下我們都還在，未來我們也都會變成腐朽，唯一在的只能是我們現在的在，記憶並非是說實在，對當下的存在而言，都是預設時空的存在性進行的推導，看你如何利用這個歷史來認知當下，並非是說歷史是存在的，如果你想追求真知，那就要脫離出歷史的虛構性，馬克思把歷史作為推導未來的依據，當然，如果用西方標準看，馬克思也不能代表西方，比如存在主義或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還是自然的辯證法，到了馬克思變成了唯物的辯證法，存在主義就不承認唯心唯物的哲學劃分，但馬克思的確是把物質創造與發明看成左右了人類發展變化的核心，馬克思接近科學實證主義的發展觀，把物質發展產生了社會結構的變化看成本質線索，總之，馬克思也是片面的，所以，我並不想強調馬克思理論，我們可以從另一個思路解決馬克思的片面性，為何一定要用馬克思理論定義的哲學詞語來理解世界與宇宙呢，物質和意識本身就是個含糊的詞語，所以，我盡量不直接用這些詞語討論問題，物質本身就是意識定義出來的，意識和物質是分不開的兩個概念詞語，我的意思是，物質和意識都是人造出來的概念，即使先有人的物質身體，也並非就能定義出意識是什?，同樣，如果自然中已經有了看不見的意識體，身體產生才能被賦予了意識，同樣能說通，意識只是說看不見的實在，物質只是看得見的實在，馬教主要說明了人類創造物質對人類的意識影響，特別是後天意識的影響問題，我的意識是先驗相對經驗而言是不可知，我的意識是先驗相對經驗而言是不可知，盡管是存在的，我們只能描述經驗的世界，但無法描述先驗的存在，這就是黑洞的含義了。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28

歷史文化思想都是哪些人傳下的呢？有一個皇帝嗎?政治家是幹現實事物的人，思想家是追求真理的，這是思想家的思想會跨越歷史時空的原因，至於有個一官半職的，也不是官位越大越有思想，思想的產生與流傳是另一個文化邏輯，盡管與實踐是有關聯的，和政治名分沒有本質關聯，耶穌、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康德黑格爾尼采。。。。帝王、總統、領袖、君主。。。。是現實社會政治活動家，統治者，他們創造一個現實的社會秩序樣式，但這些人本身都有個人信仰的思想家或宗教等等，某種意義上說，就像技術發明的專家，不過是社會組織意義上的秩序發明者，當然，中國社會組織的秩序用了兩千多年沒有大的發明創造，毛的發明創造是根據馬克思思想和列寧的技術發明模仿出來的，因為，馬克思只有思想理論，是列寧變成一種國家體制的組織模型現實，中國又是根據列寧的國家體制仿造的，如果說馬克思是一種科學理論，列寧就是把科學模型應用於社會現實的科學實驗，成敗不說了，哈哈。理論其實不能直接變成現實的，其實需要實驗或現實去驗證，但是，社會科學是很難說清科學實驗的重覆性含義，也就是說，社會科學與社會實驗和物理學的理論與實驗大大不同，含義上是不同的，馬克思理論是預言家，或者說根據歷史規律或經驗來預測未來社會的理論，邏輯推理根據過去經驗，變成一種理論規律描述，來說明未來的社會形態。從物理學來說，都是如此，新科學理論具有預測性含義，其實，如果把理論變成現實，都不可能完全是一致的，話語和思想只是一種現實實在或實踐的工具或工具發明，但如果確定現實的真實，卻無法從話語中獲得確定性。


政治家們如果治理社會沒有他想象的那樣發展，就會編制謊言來穩定社會，否則政治家的權力直接成了傷害自己的武器，政治決策並非就是靠自信能實現的，一旦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或者誤判的局勢，那政治家就會忙不過來了，拆了東墻補西墻，應付不及，這就是說，為何政治家不是聖人，不是全知全能，中國人習慣了政治家作為全知全能的體制形式，這是傳統宗法制的習慣，政治之所以會編造謊言，其實是應付不了現實的表現罷了，這與小孩撒謊一樣，一旦應對不了現實的窘迫，政治家就要盡量美化自己的統治效果，否則，一個政府沒有信譽，就不會有人聽從政府的法令，沒有了權威的政府，這個國家就會瓦解，國家瓦解即是一種災難，又是一種重構的過程


勞動是個偽命題，任何人其實都會必然勞動，連小偷都要勞動，只是勞動的方式問題，動物們也在勞動，沒有勞動，任何生物都無法生存，勞動是一種生命活動，問題在於什麼樣的生命活動才是正當的、有價值意義的罷了，資本家也勞動，其實問題在於利益分配的鬥爭，利益分配是討價還價形成的，就像市場討價還價一樣，只是這種討價還價是政治化的，和平年代是維持一種穩定的討價還價，廝殺是維持不住的表現，社會矛盾是一種必然性的，但是通過怎樣的手段才是政治智慧，如果國家之內總是打打殺殺，這個國家就處於生存的危機了，政治的目的應該是讓大多數人都獲得幸福，但這是個理想化的預設，因為對幸福的定義很不同，就個人而言，幸福有多種認知的目的取向，做老大也是為了一種幸福的目的，權力、名位、財富的追求都是一種幸福觀，權力名位財富的追求也可以理解成個人自由度更大的理解，政治家的理想往往是通過權力爭奪和掌權來改變別人，這種理想主義政治觀是癡心妄想，，道家和柏拉圖的政治家其實都是先改變自己，也就是哲學家治國的理想，道家認為自己達不到對自己的終極認知，就談不上能治好國家，內聖外王本意的確如此，歷史上除了三皇五帝屬於這種類型的政治體制，後來就不行了，其實三皇五帝是一種小的社會組織，他們是創造社會組織的發明人，他們就像一個村莊最有智慧的人一樣，這就是說，一個小團體組織和文化初始階段，人們可以直接看出眾人之上的一個智慧者，當社會組織增大後，政治組織往往要采用霸道了，靠大棒加牛肉，來賄賂社會，這是智能化的偽善政治，人們之所以要求民主，某種意義上是已經不信任政治頭領的智慧高於自己了，現代人的智慧是一種競爭性的，信息平等，智慧就更接近各層階級了，古代帝王其實是壟斷文化的，現代人如何壟斷文化呢，當然，中國官方盡量壟斷信息和文化，所以，政治討論就有智慧的局限了，老子歸隱其實是超越社會政治人有限性的暗示，莊子否定政治理想主義，脫離了政治人，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29

你說的是你的，我說的是我的，你認為你對，我認為我對，那誰有資格能判斷你對還是我對呢?各說各的而已。

假設有個大家都承認的聖人或真理代言人，才會有判斷對錯的，但這個世界承認的這個人是誰？
有了絕對真理，才可能有標準，這就是為何人們寧願樹立上帝為最高標準的原因，傳統中國文化說天才能決定真理，但天不言也，天與上帝在邏輯上都是否定任何人以真理的名義來操作社會的權力，沒有上帝的相信者，就會把自己的真理論作為標準罷了，設置天與上帝，至少制約了對政治權力的絕對化，不論民主制政治還是宗法制政治，背後都有個未知的絕對真理預設邏輯，人類只能制定相對的政治法則規約，人們不說什?是絕對真理，只能說出相對真理或共識的東西，至少是沒有能說出的絕對真理，也就避免了任何宗教信條主義，和各種理論的教條主義來占領絕對真理的未知，絕對真理可以命名，如上帝、天、道之類的命名，如果說，絕對真理是上帝宣揚的某種宗教，這就成了宗法制的信條主義基礎，就變成了一個可判斷道德對錯的標準，其實，孔子說，天不言也是對政治絕對權力的制約，天子也是代言人，這已經制約了天子的絕對真理化身，老子說的意思是如果有絕對真理，比如道，那就是不可說的，不可說的絕對真理，你就無法絕對化一種標準，並用來判斷一切事物的對錯，科學就是不相信有個絕對的真理才能獲得發展，可說的或可表達的真理，就只能處於相對真理，變也是不可說的，如果說事物是以我描述的方法在變化，那就等於有個判斷標準了，但你無法表達出事物如何變化的，就等於沒有標準，標準的作用是能表達的，不能表達的真理是不能進行判斷的，科學只能描述一定的自然變化方式，但卻不是絕對的，於是我們可以判斷一部分事物相對的對錯，變化的相對性，這叫自然規律，其實也是人的主觀認識，不知道才不會有絕對真理的標準性，知道的就會說真理是不能說的，這就是佛道的了，或者說天知道，上帝知道，別說你知道了，因為一旦你知道了真理，你或許只能說不能說或無法說出罷了，是的，信仰馬克思教條的、信仰宗教信條的，都認為自己知道，


憲法的關鍵，我認為就是無法預設一個絕對的真理標準，權力就無法是絕對的。而宗法制的權力有宗教信條作為真理標準，根據一種信條的確定性，權力就可以判斷對錯，因此，所謂自然法之所以是契約性標準，就在於沒有那個宗教信條的絕對化依據，也就是說隨時代和境況，社會共同制定一個憲法條文，作為判斷對錯的標準，不論宗法制還是自然法，其實都有體制的構造性，因為權力用於社會行動決策、對錯判斷等等，所以需要首先有個規約條文為根據，這個條文的立法、執法、司法就是個關鍵點，依據有兩個來源，契約條文、宗教戒律等條文，條文是哪種，政治權力的運行邏輯規則就定了。哈哈，這是我自己的常識理解，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31

和沒錢的人比較而言，人如果還在為生存打拼，就很難提升精神的認知
百姓們大多要為生存打拼，所以百姓們大多是物質主義的
物質主義就是因為貧窮形成的觀念，對窮人們來說是合理的
但管理國家不能用貧窮主義的觀念來思考
管理國家的人卻是有文化的才行，也就是打仗靠武將，建設國家要靠文官
建設國家搞什?階級鬥爭呢，純粹折騰自己
建國後武將都弄死了，哈哈，知識分子都低頭了，要接受勞動人民的教育
如何建設呢？物質財富是要靠知識的，
具體事務的預測受很多因素影響，試圖解決這個矛盾，另一個矛盾就會產生影響，
社會往往不是根據人們主觀邏輯理解發展的過程
社會有個綜合的本能性邁進的，社會分析是多層面的，各種層面矛盾交互影響
實際上，讓社會自平衡就行了，人、環境、社會是一個系統化的自平衡選擇
就像市場經濟，這個看不見的手是隨著新發現與新情況而自發調整
假設一下，沒有計算機發明誰能預測信息社會呢？你只能預測已經有的東西
沒有產生的東西你從來就無法放入預測之中進行
計劃經濟就只能在經驗的基礎上計劃
但發明創造的因素影響你如何預測呢
過去從來不考慮汙染和生態因素對經濟的影響，等到生態發生重大變化了才不得不再放入預測的環節之內
預測的可能性其實變得越來越不容易，看不見的手就是建立一個合理機制
讓機制自己隨時調整，不要試圖從一種邏輯的完美方式進行論證不知道的東西
預測都帶有經驗性，沒有經驗的發明創造如何預測呢
發明創造就是不知道會產生的東西
而不知道的東西如何能預測呢，也就是世界的本質是偶然性的
別試圖控制自然罷了
如果說話的方式就好像能推導未來應該是怎樣似的
實際上，人只能在有限範圍內進行某種選擇，而不是預測
我覺得大多人的思維是通過某種思維要把握住未來的走向
所謂趨勢也是假的，一個偶然事件就會讓趨勢完全變樣，就像股票行為
一個突變是完全可能的，但我們可以把握一個原則，自然是一個看不見的手
但物理學表達的意思是，即使是人類最可靠的知識，也是不確定的
而社會行為就更是如此，為何我們有時候說活在當下呢
未來的預測都是經驗主義的
也就是說你只能把經驗過的人類社會發明創造的東西作為預測未來的前提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37

知識”與“語言”的“言筌”問題
莊子能看出社會什?？
社會在莊子的表述中，不過是一些小伎倆
而老子最後離開王朝正是對社會含義的超越
並且告訴孔子，別試圖拯救社會，哈哈。
莊子中，以及史記中老子告誡孔子的含義中，我理解的就是如此，
就是不要把自己主觀價值強制到別人身上。
社會愛咋地咋地吧，社會的功能來自利益，而不是來自真理
秩序因利益而產生的結構，科技是兩個相互作用的利益形成的自然結構化
生態表現的與人類利益毫不相關，文明產生了利益的矛盾才有了社會功能秩序
於是，佛家道家在中國最終都被社會趕入了森林。
因為社會的功能需要利益的文化，如爭奪資源，發明科技等等
真理裏面沒有利益，換句話說沒有“有用”與“實用”的理念
因此，西方形而上學裏面否定“實用主義”，莊子裏面也是否定“有用主義”
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就是如此批判“實用的”，莊子也是如此批判“有用的”
而事實上，儒道本質上是有矛盾的
換句話說是各自的文化層面是不同的
每種文化在深層面是相通的，而表層面是有歷史與地域差異的時空差異表現
深層面是可以超越地域性與歷史性，而表層面要適應新的環境或文化現實
這是社會變革的形成而已，然而，每個人民族的深層面，即使是非洲人也包含著
因為都是“人類”的原因，也意味著“超文化”性。


老子與孔子的政治邏輯是不同的
正如老子的政治最後演化成玄學，而儒家的政治最後演化成董仲舒，
他們的矛盾就是“名教”與“自然”的沖突。
儒家名教的思想，正如孔子的政治規矩、禮制、正名一樣，是有信條主義的。
而道家沒有名教的規矩，是自然法政治邏輯，
在文子政治邏輯中，是君主立憲制，而不是儒家的奉天承運的天子制。
道家是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儒家是政教合一的宗法制。
並非中國傳統沒有民主制思想和邏輯，是儒家政治的長期影響，
給中國人造成一個民主制是西方文化的錯覺。
而道家恰恰是民主制的政治理論，自然法是產生民主制的必然邏輯罷了
儒家繼承的是三皇五帝一直延續下來的周朝政體為本罷了
直到清朝皇家祭天，來表達的皇權合法性依據，祭天的權力來自天子代理天意的信仰。
但，恐怕很少有人描述過儒家來自天文歷法的皇家祭祀象征。
民主制是工業科技或古希臘工匠科技思維逐步形成的文化邏輯。
民主體制首先是哥白尼與基督教思維的天文沖突，然後是政教分離的宗教改革。
政教分離造成西方基督教宗法制被剝奪，古希臘有多神教而轉化的古希臘自然哲學，
這是建立民主制的文化基礎，中國傳統內涵中，
就有多神教與一神教兩種傳統，百家爭鳴實際也體現了各種沖突，
基督教是一神教，儒家天與基督教上帝，
從社會功能信仰上完全一致，就是政治體制而言是一致的邏輯，
天—天子，上帝-教皇，中國聖經是六經，基督教聖經是信約。
民主的文化背景是自然法邏輯規則規定的，
如果君主沒有了神賦或天賦，才會有民主制的邏輯。
任何宗法制都是君權神、天賦的，中國叫奉天承運，
這是中國帝王祭天的根本依據，我沒有否定儒家政治結構的歷史性，
但現代性而言卻並非如此，中國本應該繼承儒家的社會道德性，而否定儒家的社會政治性，
也就是仁義禮智信是以社會道德自覺為本，而不再以政治權力性為依據，
仁愛與誠信是任何社會都有的基本道德價值觀，也就是說，中國沒有搞出政教分離才是致命的。
最終轉化成了馬教的宗法制，馬教的宗法政治是階級人性論，而儒家的政治價值來自文化的善惡觀，
宗教最初來自人類文化的初創期，比如混沌開天地，然後是善惡人性觀，
儒家、基督教、任何民族的文化建構基礎差不多，宗法，就是由宗教文化建立出來的政治，
消除儒家的政治部分，儒家的文化就沒有了強制性，但可以變成教育的基本價值觀，
任何民族都基本采用了自己古老聖經做為社會精神道德的幼兒基本教育，
這是與文化產生之初與幼兒教育的同構性相關聯，
文化之初的人類意識與幼兒的認知意識同構或類似，
並非如此，前天看有關教育的討論，說美國幼兒教育是聖經的，
其實，我認為這符號人類認知文化的演化歷史，
人類從原始人進入文化人，初創的文化特點恰恰是幼兒的思維特點，
明朝有本幼學，第一篇稱作天文，就是盤古開天地，
其實，中國傳統都有私塾教育，只是農民不需要太多文化性，
因為天文歷法或二十四節氣基本能作為常識了。
農民也有知識，很多知識是農業種地知識罷了，
但一個村莊的社會基本道德和習俗，已經表達文化知識含義，教育孩子都有文化。
傳統文化不是說知識文化，只要傳統人會說中國話，就已經有知識了，
中國把馬教替代了文化，社會有很大一部分是傳承文化的自覺道德意識維護的，
但馬教裏面沒有文化，只有階級性的人性觀，沒有文化傳統的善惡觀、誠信觀，
或者說，你可以消滅儒家的政治權力文化，但文化應該讓其自為，
而不是用另一種聖典替代，如馬克思理論，
如果不樹立馬教，我不知道現在的政治權力如何詮釋自己的真理性了，
但是，道家不是教條或信條主義的宗教，
正是因為如此，我才說中國本身原來有黃老之治的政治邏輯，那是君主立憲制的規則。
司馬談曾經談過六家政治制度比較，讓社會自己發揮自己，只要制度依法治國體系構建就行了。
這叫無為而治，無為是指君主不能主觀意志化或絕對權力罷了，
也就是通過分權與相互制約權力的遊戲規則形成政治的契約法，
道家邏輯可以形成民主制，儒家是宗法制，日本是虛擬君主政治，政治不在天皇手中，
現代日本更是類似西方的民主制了，日韓正是通過政教分離，形成的西方政治邏輯，
儒家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不沖突，這就是政教分離的含義，但傳統政治卻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吸收，中國人很難進行政教分離的改革，
明治維新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典範吧，脫亞入歐的思想都是日本文化的變革，
政教分離從宗教改革開始的，從意識形態先分離出來，
實際上，中國缺乏一個君權天授到天賦人權的文化理念轉變，
西方的馬克思是議會道路，而不是專制主義的馬克思，
馬教在中國是主義的一黨的信仰依據，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
議會道路的馬克思是西方民主制或工黨參政的體現，共產式的是一黨制，
實際就形成了一元化領導的絕對權力，美國是多元文化類型的國家，
而是立法、執法、司法的遊戲規則制定，民主制體現的是多種利益價值集團的形成，
與維護自己的利益性參政的，就像居民委員會或工會組織這樣的代表自己的利益組織一樣，
黨派這東西不過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的不同團體勢力形成，已形成社會的基本矛盾與博弈規則，
如果沒有黨派，那就以為著掌權者具有絕對的真理依據，這就是產生宗法制的邏輯源頭，
只有一種信仰的文化認同，才會形成絕對的權力機制，
比如今天伊斯蘭國，信仰的越是堅決，其極權性就越能獲得理解，
好吧，你信仰什?？信仰黨，我沒什?可說了。
就像自然經濟形成市場規則，自然權力就會形成民主制罷了，
馬克思與老子實際有內在很大的差異，老子不是樸素的唯物主義，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48

契約，宗法是信條，當信仰自由時，信條已經不管用了，仁德是宗教法建立的依據，宗教文化都是承諾仁者愛人，哲學不能承載實證與道德倫理的學問，哲學是對這兩者文化的試圖論證批判反思懷疑，倫理是文化現實實踐的，母子相親不需要倫理學，孝文化才有了倫理，記得道家有句話大概是批判儒家的，母子相愛甚篤，還需要什麼倫理，倫理實際是為社會秩序發明的文化創造，原始社會是以非文化的方式來考察文化的本質，誰都可以大開殺戒就自覺約束了殺戒，這叫契約，整體效益的選擇，原始人是在相互打殺過程中形成的契約，上世紀北約冷戰就是如此，北約與蘇聯，和平是實力的暫時平衡，動物們都不是整天打殺的，土著人之間只是始終沒有與外界接觸形成的部落和平規則，人類之間有競爭也有和平協作，統治者來說總是希望自己永遠統治，從自己的視角看，當然都想把自己變成超人。我們唯恐自由會暴亂，其實，自由恰恰是制定規則的邏輯產生依據，制定合理規則的依據，我們可以假設任何汽車都可以隨便開一樣，然後，我們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交通規則，如果在鄉村開車，自由度就大。

對錯而言，的確無法絕對化一個標準，人們的爭論來自各種視角和處境，還來自不同時代生活的變化，因此，人間不存在一個絕對標準來判斷對錯問題，才懸置了上帝，人自己可以改造自己，我不用對錯，我用是否恰當就行了，對錯是個遊戲規則，規則一旦制定，對錯就明確，但同時規則也是可變的，對錯首先需要一個契約標準制定才行，比如，一米的長度共識，否則我們永遠說不清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們如何判斷對錯呢？那先需要一個判斷的標準產生才行，或天，或者用契約，兩種邏輯都是自洽的，政治是需要判斷對錯的，不僅僅是對錯，還有決策選擇等等，都需要一個判斷性，否則人人都會不服，社會實際是說需要權力的形成，但如何形成合理性卻不那樣容易，這都是說政治的邏輯問題，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52

動物們暴力性的基本本能一個是保護幼崽，一個是自己的食物，，動物們為了交配，就產生暴力，誰動了動物們的食物，這和人類一般本能表現差不多，男女爭風吃醋就容易打起來，餓極了的人，就可能吃同類，少數民族的習俗有時候是在特殊境遇下產生的，比如伊斯坦可以取4個老婆，大概是為戰爭服務或戰爭男人損失太大，人類殺同類已經超越了很多動物殺同類的底線，動物們很少殺自己的同類，虎毒不食子，其實是所有動物的基本特性，動物世界可以看到，同類動物的競爭很少至於同類於死地，雄獅吃小獅子不是為了饑餓，而是延續自己的後代，殺自己同類的動物也有，但很少，母蜘蛛吃和自己交配的公蜘蛛，母蜘蛛讓孩子把自己吃了，但母動物保護自己的孩子總是很兇殘的，其他就談不上兇殘的，只是生存所需就夠了，當然，雄性動物爭奪交配權也是很激烈，但把對方殺死的競爭似乎很少，人類有更高的意識能力，也意味著善和惡都超出了動物界，善與惡的能力都超出了動物本能性，審美沒有限制，關鍵在於審美的口味是什麼，極致的惡是審美的扭曲吧，人性被抑制或扭曲了，就能產生惡的美感，那只能算變態了，只有人才會變態，動物沒有這個能力，法律是一個相互生存的平衡機制，，自然是普遍性，正義和邪惡因文化不同就有不同定義了，無論怎樣，我們也無法找到準確的正義與邪惡定義，不同處境會有不同的正義和邪惡觀吧，大家都滿意就算正義了，生存環境與處境總是在變化的，於是正義和邪惡在不同的條件下會轉化其相互關系，善可覆為妖，食人族也不過是在某種歷史與環境條件下，形成土著人之間的局部生存方式階段，現代人不過是用武器殺人，也類似食人族的潛在本性，只是土著人對現代人顯得很恐怖，吃本族人只是一種，比如吃死人的屍體，他們表達的是繼承另一個人的品質，或靈魂等等，吃人的土著也有各種文化的理由罷了，老人的屍體，是對老人靈魂的繼承等等，只要是標志就有不確定性的本質，人為性，而目的性卻並非明朗的或相互矛盾的，今天蘇格拉底這樣的人物依然存在，就像有些人說公知們是邪惡的，如果給他們權力，這些人巴不得處死一些公知，但誰能判斷公知是私利還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呢，我認為標準的不確定性是歷史經驗和文化差異證明的，就像伊斯蘭法與基督教法的標準差異，本質還能是什麼呢？，一旦說標準，那就必須要給出一個“條文”罷了，條文是死的，會隨歷史變遷與環境變遷而變化
正是事後的結果沒有絕對的判斷能力，或者說預測的不可能絕對化，才會產生爭執與標準的不確定性，除非人類已經能夠宣稱一個共識的標準才可能判斷，真理的標準實際只是暫時的共識，中國傳統與現代的道德標準其實已經變化很大了，而馬克思理論的階級論標準也已經不被很多人認同了，這是歷史事實的證明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4:56

我只是試圖從“神秘主義”（主要是老莊立場）嘗試詮釋人類中西文化的產生與演化的因果性，以此來定位什麼是宗教、科學、哲學文化，以及由此建構之上政治經濟和技術實踐等等，不過是一個自己理解的框架，但我相信真正的神秘主義者是需要從自身生命體驗過程中獲得一個真實的人類及自然的宗本性認知，或者說獲得形而上的認知，或者說得道的體認，或者是對上帝的認知等等含義，由這個立場看了，我把人類原始時代看成文化產生的起點，或無文化的點，由此，看宗教與科技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什?。至於政治詮釋，只是這個基點視角之下的文化之一吧。但試圖把所有這些歸納為一個視角下展開的邏輯敘述或詮釋，就比較困難了，我比較讚同德國卡西爾（他寫了一本《人論》我覺得不錯）從文化的方式看整個人類文化的實質性，也就是符號的觀點看人類創造文化的演變過程和屬性。以避免我們一開始就把所謂“科學”思維看成一個評判其他文化或認知的標準，道家與儒家的區別，我認為本質還在於對“名言”或“符號”的不同態度，由此，在政治論中必然會引起兩種邏輯模式，也就是道家的自然主義視角形成的與西方自然主義類似的政治論邏輯，而儒家的宗教主義視角，形成與西方基督教曾經類似的政治論邏輯。如果從這個方式理解儒道的政治論差異，那?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缺少的是政教分離的政治改革，宗教是內在精神的追求，而不能出賣給政治利益，同時，政治又是時代生存的現實主義者，是各種利益糾紛產生的契約性與公約性，這樣看儒家，至少儒家宗教的道德保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只是也需要隨時代而變革，但本質上，仁義禮智信的基本道德價值還能獲得承認，而不像大陸那樣毫無社會道德信仰的文化根基了，因此，中國大陸真正缺乏的是政教分離的意義理解，在道家哲學中，真理是不可名言的，但卻真實存在的，由此才能推導出無為而治，或立憲為天的法哲學，儒家卻把文化的符號性當做真理性對待，一旦表述的信條、教條成為人們心中的真理來體現了，就有了一個預設的標準對事物進行絕對化判斷，即使今天的科學理論，如果變成一種信條，同樣會獲得這種迷信態度，而實際上，科學理論的本質是不把自己的結論當做真理才會繼續發展的，科學不是戒律或信條，而是不斷探索，解構。儒家堅持的易經，其實就是科學類型的一種，我稱作農業科學，實際也是人類時空概念起源的由來，然而，這個時空模型一旦作為必然真理來看待，就成了科學教條主義了，只不過古文化而言，就是宗教類型的文化了，古希臘文化來自巴比倫與古埃及的改造，其實，在我看來是工匠文化產生的科技，這就是為何中國科學和西方科學的根本差異之點，可以說中國把農業科技文明變成了一種完善的符號體系後，就很難接受工匠文化的時空觀改造，也就是亞裏士多德表述的時空形式，時空最初是天地人的農業文化引入的概念，古希臘從物理的運動學引入了時間和空間概念，時空最初是天地人的農業文化引入的概念，古希臘從物理的運動學引入了時間和空間概念，並形成了初步的幾何天文，中國2000多年的文化更需要重新正確的詮釋，而不是簡單的否定和讚美，事實上，今天的生態破壞，食物汙染，大多與工業文化密切關聯，我認為正是因為古希臘沒有形成巴比倫和古埃及的農業文明和符號體系，從形成幾何物理學的開創，而這個科學哲學體系我認為實際是來自工匠技術的符號化，或文字匠的制作，即科學理論，而這個時期，中國的工匠墨家文化也已經很發達了，但儒墨之爭最終導致墨家無法把自身的技術文化變成符號化的工匠科學文化，這就是我對科學文化在中西歷史的產生和演變，與他人不同理解吧，為何墨家最終沒有變成後來的物理學，而儒家的易經是中國傳統科學的權威呢？我認為這需要從更深層面來研究對科學的本質屬性與理解來重新解讀，這就是我把農業科技含義與工匠科技含義進行了區別的原因，換句話說是由於對生物物體和非生物物體的描述產生的時空觀念差異，時空的科學化是通過描述物體的變化或運動的量化中產生的符號模型，農業是生物、養物的技術產生的時空科學，工匠是造物技術產生的時空科學，它們的理型與理性也就不同，但從哲學來說，科學都不是純客觀的，都是建構的自然模型，我們又如何能從科學理性判斷真正的是非呢？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5:07

“無為而治”的政治邏輯釋義（上）(2019-02-17 20:08:58)轉載▼
  
很多人或學者們都解釋過了“無為而治”的道家政治理念，但其詮釋的普遍缺陷只是哲學意義的主張，沒有具化到政治制度層面的理解。因此，這裏通過對先秦道家《文子》中的兩段話，還原“無為而治”的具體政治制度思想邏輯的真正含義。

道家的政治論，是在區別春秋戰國其他各派政論中體現出來的，這個總結性的比較，可參照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來理解：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觽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

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以上文字司馬談論述了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開創出中國最初文化各大門派典型的政治論特點與利弊。很顯然，在論述了各家利弊之後，司馬談把道家看成最完美的政治方法論，同時又特別指出了儒家相對道家而言的政治方法論弊端。

但中國歷史演義出的政治形態，卻自從董仲舒之後，直到清朝時期，基本呈現的是儒家的政治體制形式，也就是宗法制的政治體制，而道家的政治論，如果從儒家的經驗主義和標準治國理念為出發點來看，反而成了不合理的末流政治論了，但如果參照現代社會的政治論來看，道家卻似乎穿越了時代。

這裏從《文子》的“上義”篇中，選出兩段論述，來說明什麽是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本質與具體操作的邏輯性，第一段：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為古，茍利於民，不必法古，茍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



這段敘述可以看出，正如司馬談的評價那樣，老子的治國理念是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為原則，換用現代觀念來論，就是說國家的“禮制法度制令”等等，都是隨時代的生活形式變化而變化的，這個“生活形式”的內涵，也就是伴隨著“禮俗”（社會倫理道德的風俗習慣）及“衣服器械”（如各種科技發明創造或生產力的農業型、工業型發展變化）物質發明等等變化而變化，換句現代通俗說法，就是隨社會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變化而變化，即“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在道家看來，這種法度禮制的變化，只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意義上的變化，而非治理國家根本思想發生了變化，這個根本思想就是“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為古，茍利於民，不必法古”。治理工具就是“法”或“法則”、“制度”的含義。根據這一觀點來看，甚至我們的物質生活的變化，比如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物質生活變化，也只是影響治理國家“法度”的工具性變化，而並非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思想發生了變化。

那麽，這個法度和禮制又是如何產生並發揮操作性作用呢？以下這段就是更具體的表達了法的本質性、作用和操作性了：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撗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不從己出也。”

我認為這部分可以說把“法”的產生、作用、操作、本質性等等，都完全表達清楚了。首先， “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也就是說，法是體現所有公眾生活所共同承認和期望的規則和制度，這個“法”是怎樣制定產生的呢？“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也就是說“法”即不是“天授”，也不是“地出”，完全是人間中人類自己產生為適合社會的“眾適”而制定的。這裏明顯與儒家的“君權天授”的禮制或法制本質區別。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儒家的禮制形成的“法治”是什麽意思。儒家的“禮制”產生的根源，也是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時期，然而，貫穿了中國上古2000多年的文化，直到周朝基本完成的文化成果是“天文歷法”，由此衍生出中國宗教信仰觀念的文本體系和采集狩獵及農耕自然科學原理的文本體系，大致來說，就是儒家六經體現的。我認為天文歷法的出現，才是人類由原始自然人類進入文化人類所體現根本差異的分水嶺 ，對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時）的“自然現象周期性”變化的“測定”與“描述”，第一次表現出了人類把天空、大地及人關聯起來的文化體系化表述的價值與意義，也是人類宗教與科學文化的共同起源，從“天象”變化的周期性測量記錄中，表達了天空氣候與大地生物生命的重覆周期變化現象的變化規律，這是這種重覆性的周期化“現象記錄”，產生了以時間與空間為概念基礎的科學文化奠基性，而它的科學性體系數理原理體現就是《易經》。

另一方面，天空星象運動周期性與地球氣候和生物活動周期變化的關聯性，是產生人類與自然因果性關系思維方式的認知起源，就像一個生物體，如麥子經歷的生命歷程，體現出其生命循環與人類測量天文周期對應的描述，即春生夏長秋亡的“天命”經歷，同樣，對其他物種（如各種動物植物的生死年齡認知）生命周期性測定，通過天文的周期標定，分別說明了自然各物種包括人類物種的先天生命周期各自“必然性”的“天命年齡”含義，我認為這就是儒家“天命觀”的由來，而作為所有這種自然現象規律的第一因詮釋，就是上古人們稱作的天帝與上帝創世的宗教天神文化起源了。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5:07

“無為而治”的政治邏輯釋義（下）(2019-02-18 12:34:09)轉載▼
  
因此，狩獵采集與農業文明的“天文歷法”，雖然看不出人類創造工具的能力和文明，如石器與陶罐等等，而只是養殖種植活動的文明現象，但從人類“符號文化系統”看，卻是人類從原始人類之後，人類第一次把自身從天上之物到地上之物，及整個自然現象關聯起來的自然認知，並以圖像、數理符號、文本表達了這種系統化的聯系，這也是各民族創世紀從天地、日月年歲、動植物的創造，來表達上帝創造的宗教經典共同特征，而在中國把這種文化又變成了更詳細化的“科學化”論述，即“系統化的數理科學理論”，如《易經》，這裏先不多做論述。這裏只論述這種農業型的天文歷法與中國社會的構造方式與信仰方式的關聯。

因此，上古的社會建構模型上看，在《周禮》和《呂氏春秋》中，都體現了皇家通過類比天文歷法的規律性類比，即將“社會”納入一個看來是遵循一年四季自然規律為，並與人類社會生活活動相關聯起來的結構體現，特別是農業種植養殖活動相關聯的生活形式，由此才能形成儒家特有的從祭天祭地為本的宗教禮制法權“形式”，而董仲舒只是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宗法制的信條化，並形成了一個邏輯自洽意義上的“理論完善”。也就是說，一年四季有個天的“意志”作用來體現“春夏秋冬”的規律與“時令”，這種“時令”就隱含著“自然規律必然性”來作用於人類的“天命”，怎樣知道這個“自然規律必然性”的“時令”來指導人類可以遵循自然規律呢？儒家的理論就是通過人間的“聖人”或“天子”通過獲得這個“天意”的啟示，並以此獲得君主的“法令”形成。

道家的不同恰恰解構了這個“自然規律”的“必然性”理解。簡單的說，儒家堅守的“自然規律必然性”，實際是由“名言”產生的“信條主義”，“信條”實際是固化了的“名言”的信奉，這種信奉，在今天的科學論而言，依然會產生科學主義的教條性迷信，因此，“科學論”依然是人意的體現，而不是“天意”，其實牛頓的機械宇宙觀也同樣會產生“名言符號化”的科學迷信，只是儒家是用於農業性的天文類型，牛頓用於工業性的天文類型。

因此，就政治論而言，儒家首先是“正名”，這恰恰體現了對宗教文本的信條主義迷信，盡管它是從古天文歷法的科學文化中延伸出來的“科學社會觀”。而文子中，卻是批判了這種天命信仰，而表達出的是人意“法令”，否定了從天文而降的時令必然性，即“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也就是說“法”只是人為制定的制度與規則形式。雖然這裏的“法”是由君主或“人主”通過對自己的內省檢驗制定出來的，但也首先是制約自己行為要求的，因此，法一旦制定出來，就是判斷天下所有人包括君主本人是非、對錯的準繩或度量，即“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其無得撗斷也”。

因此，盡管傳統儒家的中國人信仰“天命”和“正名”，正如孔子所說：“名不正言不順”的政治觀，但孔子卻也感嘆“天不言”的無奈。無名無言，就無法產生度量的禮制或法制依據，也就無法判斷是非、對錯，因此，法的“準繩”與“度量”卻是其本質特征與作用，而社會法的理念產生，也是古人由“測量”用語中引申到社會治理而來的。比如“公平”是稱量輕重工具引申來的，“準繩”是工匠用於取直的繩具，“規矩”測量是否方圓的工具等等，也就是說，當我們可以測量一個物體如長短、輕重、方圓等等，首先要制造一個度量的工具和約定一個度量單位，如一個米尺工具及一米長度的約定，由此就可以根據這個約定與工具，對一切物體的長短進行衡量或度量了。

法的工具性、約定性、名言性也是如此，如當我們定義出善惡、是非、對錯的判斷條規依據或定義規定後，我們才可能根據這些條文名言作為度量標準，才能對社會行為通過法的條文規定與約定進行判斷或裁決，這就是法的工具性與名言性作用，也就是才能發揮“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以上還可以看出，道家沒有象儒家那樣試圖預設倫理道德的善惡判斷標準，否則就會出現道德的尊貴與卑賤、賢者與不肖的判斷標準，如此，道家的法就不是天下人“眾適”的準繩了，也無法隨時代善惡標準變化而變化其法的動態制定能力了。

正是由於道家沒有象儒家那樣，努力維護一種既定的社會倫理道德的“信條”標準，如“三綱五常”“天理”等等，才體現出了道家政治法條文標準可隨時代而變的價值和意義，即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此外，這裏道家可貴之處還在於，雖然社會似乎具有農業型、工業型還或信息型不同社會形態和發展變化，但它們並非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具有兼容與持存性價值和意義，正如，現代社會依然要持有原始社會對自然生態的保護觀，以及農業文化持存在工業社會和智能社會所隱含了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意義，如動植物是工業制造與生產所不能替代的經濟物質一樣。因此，我們不必用一種生產方式的變化來強制性的把“社會”納入一種“社會政治經濟發展規律”的邏輯中，由此，完全排斥原始社會與農業社會隱含的文化價值和意義，而只是看成“衣服器械”等等生活方式的變化來理解，並由此制定相應的社會治理的政治法則，而不是象儒家那樣，通過信奉某種“真理論”的“天理”信條，來作為一種判斷社會行為的對錯，由此，就可以看出道家的法治是隨時代變化並是所有人共同認可意義的契約產生的“天法”含義了。

由以上道家的政治原則出發，文子在立法、執法、監督法的操作上，也給出了明確的政治邏輯性表述，即：“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撗斷也。”，這裏說的立法是君主進行的，君主監督官員執法，官員對百姓進行執法，而所立之法又是制約君主的言論與行為的。至此，這裏已經完整體現出君主立憲制的政治邏輯了。也就是當憲法為天下人的守則時，也包含了君主所必須準守的原則，於是也就消除了君主打著各種天意或真理性旗號，去體現個人意志的主觀判斷與發號法令的政治專制性，文子說這才是“無為而治”的根本含義，即“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不從己出也。”，也就是君主之“言令”，只能依“法文”的規定標準之內進行，“言不從己出”，就是不能根據自己的主觀意志所願來發號施令。最後，我們還可以從《淮南子》中，看到文子這段論述的簡化版中，再次體會一下，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政治論根本：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儀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

由此可以看出，道家的“無為而治”，實際上，恰恰反映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政治邏輯和本質性表述，即“法”是所有這個國家人的“天規”，並為所有這個國家眾人服務的工具。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6:13

後來發現，宗教、信條、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的模式和反覆矛盾現象，整個社會大多數都是傳統道德思維，道德高尚的表準來預設立場最為最高的判斷，預設理想化主義，再給予教條，成了階級信仰，權力 = 道德解釋權，從道德信仰轉變成生存，同一個信仰的道友從一對朋友變成仇人，佛回基督三教各裂成兩派，就是執著[定義]，所以道德標準變得不具體，你換個環境就有了不同的規則，無神論在回教是會被砍頭的。

另外一個現象就是，很多人把任何一部被修改了N次的古文經典當成聖經(毫無判斷)，當作最高的核心價值，對不同信仰卻直接否定。

思想大概有三種，一種是傳統道德，常用仁義慈愛這種定義來判斷一切現象，用[愛不愛台灣或優先]判斷對方有沒有道德，道德高尚的意思，比較感性情緒化，情感淺規則，容易有私情這些問題，萬一他覺得妳沒有愛，就暴力的推翻掉你，或是以權力跟道德解釋權的方式搞集體批鬥，。第二種是法治道德，道德公平、理據、數字、科學，有人權保底。第三種是自然道德，任何事情都不一定是非黑即白，他是有模糊的區域，萬事物沒有絕對，黑、灰(重疊)、白，三者是不斷的互換。例如物極必反，道理過頭也變得不通人情，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 16:45

傳統道德的道德高尚容易隨意[模糊]和[曲解]，為了至高點或者習俗規則或者話語權，或噴子在偷換概念上較勁，[愛台灣]的口號與定義就是個例子，當把這個[口號或預設立場]套在政治標準或是法官的頭上，所有法律就廢了，把[包容]當作預設立場的最高標準，法官沒有自主性判斷，當然為了維護立場反而陷入語詞邏輯圓謊爭辯，基督的預設立場是[唯一真神]，佛教的預設立場是[極樂世界]，更別說同一個信仰有兩個不同派別的立場了，最後形成信條戰爭，當你我各有氫彈，信條跟戒律會使你憤怒地把氫彈砸向對方，為了你的道德高尚聖戰，為了你的榮光與贖罪或普世價值，為了一整個世界都是吃素的，也希望蛇獅豹都吃素，純粹一個秩序的世界，沒有人亂丟垃圾，沒有小偷，沒有犯罪，為了使所有差異性消失成為一個秩序的世界，為了各自所謂[義氣]的差異廝殺(黑道.道可道.非恆道)。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8 06:37

財富和權力論英雄只是一般意義上說的英雄.但是，這個英雄最終失敗的其實是自己.或自我

我們對社會發展不能預制一個真理讓大家信奉.資本主義實際不是通過理論真理構建出來的.而是在社會實踐中不斷調整的自發過程.社會只是一個規則問題，問題在於對規則理解的基礎信念.道家與儒家就是不同的，前者不是信條主義，後者是信條主義.道不可言與天道是有某種根據的信條是不同的.傳統農民起義叫替天行道.只要有個理論上的真理論旗號，剩下的問題就是借勢取勝了.當時農民的情勢使然.農民起義都是建立在理想主義與難以維繼的生存狀態所決定的.毛懂得中國文化傳統的得民心得天下.這就是借助現實的境況發動的農民起義.其實，實際戰爭是組織農民的起義.毛給出了一種趕超西方強大的理想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理想.國民黨在中國當時情況下根本無法深入到農村.政治鬥爭都是有手段的.各自都有自己的理想主義.理想很豐滿，現實完全不是那種想象的.老百姓根本不知毛周鄧四人幫之類的內部政治鬥爭.我們誰能判斷當時黨內實際的鬥爭信息呢.包括今天薄熙來，誰能知道背後的原因.只能造成聖人崇拜的制度.否則如何建立權威呢.權威都是來自奪權的勝利.老百姓其實只是知道宣傳的信息.當結果公布，然後是傳媒基於所謂必然的正義性勝利的詮釋.經歷的也有不同的詮釋.政治生活與鬥爭的經歷你更沒有.事實上，政治家也都是平常人而已.沒有人僅僅靠個人能力驅動社會的發展走向，都是借助社會的能力發展社會.作為社會而言，道家說的是無為而治，其實就是借助社會自身的力量來發展社會，而不是聖人的主觀意志為核心.如果一個社會內部鬥來鬥去，還如何發展社會呢.毛搞的階級鬥爭就是人為的災難.思想鬥爭，階級鬥爭.人為性的把國家內部分成了敵人與人民你死我活的鬥爭.人為劃分資產階級思想、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然後，看誰符合這個標準就鬥死誰.社會始終都是自發矛盾的鬥爭與妥協.毛與天鬥，最後承認自己的生命是老天決定的.傳統中國人是敬天.毛認為自己已經把握了馬克思真理，才號召與天鬥.天才是中國人信念的上帝.毛是有意把馬克思真理替代天的傳統信仰.這種替代反而造成馬克思是中國人的天信仰.沒有天作為最高真理的預設，你就更沒有理由要求權力.這就是為何天賦人權才是真正的革命理念. 中國傳統文化是信奉天道.奉天承運.替天行道.馬克思與傳統文化的抵觸？天，在中國傳統語境中，代表著宇宙自然.這個根本預設是人無法僭越天道.馬克思是人.毛也是人.不是神.但毛的權力卻變成了神權.這其實比傳統文化皇帝的權力還大.因為皇權還不敢說自己掌握了真理.皇權實際是說替天代理權.所以古代政治還是可以批評皇權的.毛時代批評皇權就面臨死罪的.儒家可以批評皇權，毛時代是不能.這是毛時代政治鬥爭殘酷的原因.皇權不代表絕對真理，毛權代表了絕對真理，這是他們的不同.霸權都是以代表絕對真理的形式出現.毛是偉大軍事家、詩人、政治家都可以，但毛卻不是科學家，換句話說連基本的科學理論毛也不懂，連科學理論基礎都不懂，卻與天鬥.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8 08:06

古代是宗法制，君權神授的統治概念，以仁義慈愛的傳統道德為本，所以有個致命的缺點，道德可以隨意曲解模糊，只要改朝換代誰上來做皇帝了，儒教就已天子之名代天統治。我們的社會主體是法治科學，民間思想是宗法制，所以有的人宗教信仰的教條高於主體的法治規範，主義跟信仰的套路其實差不多，可能是信仰不管用了，換成了主義，如果主義不管用了呢?換成了高靈宣傳高維度的世界?先預設一個理想化世界，預設絕對真理的信條，再規劃道德標準，標準以外的差異性一律抹滅，形成信仰與主義的戰爭，美蘇、資本與共產武裝自我上的對抗。大同世界、共產世界、民主殿堂、極樂世界，自古以來都是換湯不換藥，預設一個毫不存在也不曾見過的東西，摸不到的看不到，理想主義根本就是虛無主義。但是我認為人的心智是有階段性的，還未成熟之前有對真理的追求期，崇拜或信仰，當官的也有理想主義，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口號套路)，存在政治經濟，存在教育，由上往下，形成支配或征服，豎立一種單極世界的真理與秩序

所以，一種是依據現有的由下往上驗證，有什麼東西做什麼事，就是目前的科學法治，看的到實物，摸的到東西，實用的。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8 12:27

主義與信仰如果用政治方式出現，就是一個套路。至於絕對真理，是一種邏輯預設，即使是可證明，也不存在在語言表述的含義，因此，也就無法作為政治權力所能辯解的理由存在，畢竟，權力要樹立一個可證明的真理必須要證明自己的話語總是能正確的，這就困難了，因此，把主義和信仰政治化就都是一樣的。因此，如果有絕對真理存在，那個存在性是自身的覺，而不是對別人通過證明自己是覺悟者來獲得權力。

所以，政治主要目的是維持一個社會的組織和秩序化的穩定性，這依賴基本的社會規則共識與邏輯上的自洽罷了。


在這個意義上，沒有絕對真理

正是因為沒有絕對真理的信奉，或絕對真理預設在上帝或天上，才可能實行人間世俗相互間以契約或憲法為最高標準，以作為一種社會自覺自願遵守共識法律規則的權力功能模式邏輯，也就是立法執法司法的各自相對獨立性


因此，真理是個人的選擇與自覺探求，而不是通過政治表達了真理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2 10:35

現實的社會秩序樣式，但這些人本身都有個人信仰的思想家或宗教等等，某種意義上說，就像技術發明的專家，不過是社會組織意義上的秩序發明者，當然，中國社會組織的秩序用了兩千多年沒有大的發明創造，毛的發明創造是根據馬克思思想和列寧的技術發明模仿出來的，因為，馬克思只有思想理論，是列寧變成一種國家體制的組織模型現實，中國又是根據列寧的國家體制仿造的，如果說馬克思是一種科學理論，列寧就是把科學模型應用於社會現實的科學實驗，成敗不說了，哈哈。理論其實不能直接變成現實的，其實需要實驗或現實去驗證，但是，社會科學是很難說清科學實驗的重覆性含義，也就是說，社會科學與社會實驗和物理學的理論與實驗大大不同，含義上是不同的，馬克思理論是預言家，或者說根據歷史規律或經驗來預測未來社會的理論，邏輯推理根據過去經驗，變成一種理論規律描述，來說明未來的社會形態。從物理學來說，都是如此，新科學理論具有預測性含義，其實，如果把理論變成現實，都不可能完全是一致的，話語和思想只是一種現實實在或實踐的工具或工具發明，但如果確定現實的真實，卻無法從話語中獲得確定性。


政治家們如果治理社會沒有他想象的那樣發展，就會編制謊言來穩定社會，否則政治家的權力直接成了傷害自己的武器，政治決策並非就是靠自信能實現的，一旦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或者誤判的局勢，那政治家就會忙不過來了，拆了東墻補西墻，應付不及，這就是說，為何政治家不是聖人，不是全知全能，中國人習慣了政治家作為全知全能的體制形式，這是傳統宗法制的習慣，政治之所以會編造謊言，其實是應付不了現實的表現罷了，這與小孩撒謊一樣，一旦應對不了現實的窘迫，政治家就要盡量美化自己的統治效果，否則，一個政府沒有信譽，就不會有人聽從政府的法令，沒有了權威的政府，這個國家就會瓦解，國家瓦解即是一種災難，又是一種重構的過程


勞動是個偽命題，任何人其實都會必然勞動，連小偷都要勞動，只是勞動的方式問題，動物們也在勞動，沒有勞動，任何生物都無法生存，勞動是一種生命活動，問題在於什麼樣的生命活動才是正當的、有價值意義的罷了，資本家也勞動，其實問題在於利益分配的鬥爭，利益分配是討價還價形成的，就像市場討價還價一樣，只是這種討價還價是政治化的，和平年代是維持一種穩定的討價還價，廝殺是維持不住的表現，社會矛盾是一種必然性的，但是通過怎樣的手段才是政治智慧，如果國家之內總是打打殺殺，這個國家就處於生存的危機了，政治的目的應該是讓大多數人都獲得幸福，但這是個理想化的預設，因為對幸福的定義很不同，就個人而言，幸福有多種認知的目的取向，做老大也是為了一種幸福的目的，權力、名位、財富的追求都是一種幸福觀，權力名位財富的追求也可以理解成個人自由度更大的理解，政治家的理想往往是通過權力爭奪和掌權來改變別人，這種理想主義政治觀是癡心妄想，，道家和柏拉圖的政治家其實都是先改變自己，也就是哲學家治國的理想，道家認為自己達不到對自己的終極認知，就談不上能治好國家，內聖外王本意的確如此，歷史上除了三皇五帝屬於這種類型的政治體制，後來就不行了，其實三皇五帝是一種小的社會組織，他們是創造社會組織的發明人，他們就像一個村莊最有智慧的人一樣，這就是說，一個小團體組織和文化初始階段，人們可以直接看出眾人之上的一個智慧者，當社會組織增大後，政治組織往往要采用霸道了，靠大棒加牛肉，來賄賂社會，這是智能化的偽善政治，人們之所以要求民主，某種意義上是已經不信任政治頭領的智慧高於自己了，現代人的智慧是一種競爭性的，信息平等，智慧就更接近各層階級了，古代帝王其實是壟斷文化的，現代人如何壟斷文化呢，當然，中國官方盡量壟斷信息和文化，所以，政治討論就有智慧的局限了，老子歸隱其實是超越社會政治人有限性的暗示，莊子否定政治理想主義，脫離了政治人，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2 10:36

完整不是完美，完美是說物理學公式和潔癖
完整是一體的自然
父母教你說話開始灌輸
小時候你只能接受詞語
但你的生活卻與過時的詞語並不同步
莊子說生有崖而知無涯
從智力所知來理解知，那就永遠不可能全知
另一方面，無知反而意味著全知
這就像嬰兒最初接受的知識都只能帶有片面性
完整的知就是無知，或者是超越片面的知識性
至於說意義是什?，好像從來就沒有說清什?
意義一詞多與某些功利目標或完成一項目的相關聯
但這些功利和目的的完成後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事物，就是事與物
總是把某種事和物作為一種預設的目標
就賦予了意義性
為活著而活著，哈哈
為睡覺而睡覺
這就是意義了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2 10:37

教育流程可以分三步走：
一是明辨是非，沒辦法，主流教育這一階段就是“是非觀，不能讓孩子孤立於世，與俗世脫節。告訴他什?是對什?錯的，雖然你的是非觀可能也是錯的，但不用灌輸太多，夠用就行。一定要明確指令，小孩子只能接受明確的指令。
二是模糊是非，當孩子成長到一定階段，也有自身的閱歷與看法的時候，模糊是非。由於前期孩子建立了初步的是非觀，有一定的束縛性。此時需要用模糊的概念來沖擊他的思維枷鎖，是非可以有，不能太牢固。
三是自然，丟本《道德經》給他，不用管了。有了思考和謙虛作核心，有了階段性教育引導，他自然會成長。

為什?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說的正是宣揚仁義禮信，自以為道德正確的聖人，最終卻盜天、盜地、盜天下人、盜萬物之利。現在連說外星人的都出來了，事實不明、邏輯不清、未經驗證的東西就不要到處說，自己去小心求證。幸虧現在是信息時代，人民見識增長，否則某地又會出現新的宗教。老子說”不尚賢“也是如此，不是反對聖賢，而是反對”聖賢風“過盛，過猶不及產生偽聖賢、偽聖人，盜天偷利。

聖人怎?會沒有缺點？這不符合陰陽規律。聖人只是沒有“自以為是”的缺點，他們尊重事實與客觀規律，不會過於主觀的去認知事物的真實。
知道自己還有所不知，這是值得推崇的；不知道卻自以為知，這是有害的。聖人之所以沒有這種損害，是因為他將這種損害當成病去治。正因為聖人把“自以為知”當成病來治，所以認知上沒有損害。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2 14:25

老子說“道”的定義
老子沒說自然規律，其實“道法自然”有著不同於自然規律的意思
否則，老子就是道的法則了
這是自然規律的意思，道法自然不是試圖說明道的法則
而是說道的自發性、自為性、自身依據自身的存在
可道的不是真正永恒的道
也就是說，假設道路是人走出來的，但沒有形成道路的道才是老子說的道
道路是人為的，各種道術都是有人為的痕跡，而恒道是自然的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2 14:27

所有百姓都是利用政府的政策來獲得自己的利益，只是大盜更會利用，小刁民們很容易暴露自己利用的很不聰明，所以中國有句話說，大盜者諸侯，大盜者是玩更高的智力遊戲.投機倒賣貪汙.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大盜是靠智力盜竊.比如權力者就是官場遊戲.潛規則.但利用正當權力獲得的“合法”收入.所以大盜呀。大盜者諸侯。真正會盜的不是那些搶劫犯，那是沒腦子的盜竊犯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2 14:32

宗法制與自然法制.現在是極權制.民主制，立憲制都是自然法制.根據時代要求，滿足大眾生活模式.契約理解很簡單，不用這個詞，用立憲也是一樣.只是制定的方式差異.作為任何權力都要低於這個法之下.標準規矩.都是人人遵守.不論總統還是主席領袖.都要遵守交通規則一樣.你開著勞斯萊斯還是開比亞迪都是一樣的.都要遵守交通規則.只用常識就夠理解了.交通規則是實用經驗而來的.並非是誰制定的問題，而是大家認為這樣合理就行了.社會不會重覆，假設你走另一條道路會怎樣，天知道.毛的思維方式就是預設了馬列主義的真理性.社會現實的分析都是扯淡.真理存在，但不能變成標準.真理只是不能表達成理論的真實性含義罷了.標準的意思是說出來的，說出來的話語不等同真理.可以衡量事物的含義.因此，真理沒有標準.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2 22:12

並非純內省的方式.內省還掙脫不出潛意識隱含的文化習慣.內省其實就是反思的意思吧.
反思的思，其實已經是被文化的先入為主占領了.
覺知是正確的說法.這是個如何破解的問題.隱含著如何覺知的技術化訓練.
感受力比較多.感受力可能是經驗的累積.感受力是一種敏感與直覺的能力.
但感受力也隱含著文化內容，有時候也會陷入困境感中.所以怎麼突破困境，
誠實面對最多.這是很困難的，需要勇氣不斷增強.誠實面對就得在你的內心情緒起伏.
情緒起伏就會增強你的二元衝突直到找到答案.二元衝突中，累積感受.一關關突破就會變得平靜多了.
不急著找答案會比較好.因為太快的定下結論，很容易誤判.因為沈澱自己的某個答案可能要兩三年.
很多人不知不覺會被書本思想束縛了.學得越多，困難越大.缺乏自身體驗的結論.
而沈澱自己可以讓外在的衝突中，使問題的答案更加明顯.好處是思想與體驗比較同步.
所以拉長時間，不急著定下答案，有時候會比較好.言語多了的人，往往會言不由衷.逃避困境，
給自己很多逃避的理由.能說的大師，那是很不同的，不能說的大師並不影響本質.
能說是一種技能體現，這不是必須的.
圓場面具帶久了，其實沒有解決衝突的問題或是察覺.面具只是生存的遊戲.社會養成了教義化的表面行為.
例如要有禮貌才好，給人好印象.所以就算你不想敬禮，但也會因為教義而掩飾自己.
大多數人難以看清面具，還以為是自己的實在人格.能看到面具，但不認同面具，就超脫出面具了.把面具當做社會遊戲部分也是需要的.社會畢竟是利益導向的人群.面具往往是利益關系.因為心智發展.你我沒有絕對必要對整體負責.這樣就順其自然.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這個大徹大悟力量能左右社會.先拯救自己罷了.那些徹悟的人，比如莊子，也不過是一個毫無地位和財力的人.就算我有大澈大悟的力量，我可能是個逍遙的自己而已.或許吧，精神的力量不等於拯救社會才對.而是說他的那種境界性就是力量了，把握自己就足夠了.而發覺自己的力量是靠自發性的.反而，秦始皇、漢武帝看起來是有力量的人，但最終失敗對自己生命短暫的恐懼.那些對別人顯得有權力力量的人，最終卻忘記了自己還沒有拯救.外表有力量的都是恐懼生命短暫，害怕失去榮耀與浮華.毛最終也是難以克服自己權力的人.害怕失去權力.內在的力量是和諧的，對事物有一定理解，例如生老病死，老了才使我更沈穩.老不一定壞，死也非悲傷.這才是我認為最好的結局.現在需要的倒是不是多大的慾望，而是觀察或體驗.觀察是很重要的，因為是不斷變化的.不等於一直對事物下定論.而老愛下定論的那些非黑即白的，大多是困在道德困境裡面的信條者.不信條，觀察就是持續的保持，心態就平穩許多，信條者都是情緒化的.爭論只是為了超越那種執著一段的邏輯.而不是陷入其中一端.比較糟糕的是任其情緒模糊曲解的人.另外一種是真心想修心而困在階段性的人，他是個守法的人好公民，但........  就是困在裡面。
所以，如何突破出來也並不容易.先中毒並非壞事.先服毒，然後自解.
每個人都必然會從文化教化入手，這也是一種兒童成長的生存部分.兒童是被教育的對象.
他們無法分辨被教育的觀念是什麽................
解除框架這思想，得有一定體驗，那不是苦口婆心能說通對方的.
改變別人其實是不可能的.人只能自己改變自己.
能當大師的人，並不強迫別人要信奉自己.
大師可能會說，選擇什麼就去面對，並非要走誰的路.
我認為真大師首先是讓人們自己去選擇.訓練感受力.
他們是給出如何認知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培養崇拜他的信徒.
自己的選擇只有自己知道，察覺自己的認知.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同的.道路也會不同.方法也不同.
思維比較難以察覺，社會普遍追求的是外表的教導.那就是政治了.大家趨同.政治信徒.宗教信徒，
社會政治會利用大家的趨同心理. 很愚民的.現代社會還處於混亂狀態，也就是各種信仰與利益的沖突.
相當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了.一個工廠裡面就春秋戰國了.網上也是如此.意識狀態分化的越來越多.
順其自然地隨他們的主題聊.順其自然的不帶自我主觀的看法.
因為自化，是得有自己體驗與選擇的，我們無法幫她去掉教義化.除了那些善於模糊曲解的人最好不要談.
有信條化嚴重的就比較主觀，對每個人或事物，都有預設立場，基本上我們的社會都是.
他們到是勤忙於提升我的認知，我到是不去拯救誰的認知.
態度上，他們可能覺得我漠不關心，我只是很少幫助而已，
覺得一點點就足夠了，多了就沒必要，容易你儂我儂的搞出私情或對立.
沒有又不行，太多也不行，那麼我什麼都做一點點，剩下的都靜默不語.
剩下的我就自己安靜，不去想著如何交際或經營什麼，也就不用擔心失去哪或想得到哪.所以很簡單啊.
你看那些整天經營交際的，就算心態正常一點的，他們也擔心這那，
但那些多餘的動作反而拘束自己，造成更多不必要的麻煩.
內心都有某種動機性或意向性.結果就錯失了觀察自己情緒的機會了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5-15 21:02

痛苦是否造就一個更高度極權的政治.
人都是因為創造出反面絕境，使自己更去想控制.
但資本的管理跟政府的極權都相差無幾.政治經濟是相互關聯的.
政治中有經濟利益的公平性問題，經濟中有政治權力為其經濟利益獲得保護性問題，
科技有經濟利用，也有政治利用.
總之，現代人類社會由於各種發明創造和競爭性的意識趨勢，自然其實是最大的受害者.
今天中國的政治形態就是政教合一.他們禁止的是傳統形式的政教合一.
任何宗教都是以道德名義介入政治的.
法治是另一種邏輯.宗教其實都是德治邏輯.就是立憲制.
立憲制就需要權力制衡的遊戲規則.傳統儒家是政教合一的宗法制.
為人民服務是個道德口號.同時，為人民服務是馬教為信仰的
最終導致了大陸同樣是一種類似德治的政治邏輯.
傳統是儒家的為人民服務.現代是馬教的為人民服務.
為民服務的立場就是仁義道德作為預設立場.
一旦宗教涉及政治權力就不同了.如果沒有權力而仁義道德的人，沒人反對.
我們有個錯誤的做法.把儒家完全否定是錯誤的.否定儒家的政治性是沒錯的.這叫政教分離.
作為社會而言，仁義禮智信，如果不與權力掛鉤是沒問題的.
作為仁愛、正義、禮貌規矩、智慧、誠信的品性來理解.
而權力是要求別人的.強加別人才會有德治的含義.
而道德只能是自覺性的.儒家就社會人而言應該有好的一面.
比如誠信.仁愛.基督教也講仁愛.
涉入政治的含義就是要求別人道德.道德只能針對自己.這就是政教分離.
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政教分離的思想和改革.
西方進入現代政治的最大改革是政教分離.
道德不是塑造起來的，是人類歷史經驗的一個文化成果.
與科學的歷史性同樣有效.比如普世價值而言，愛、誠信都是世界性的吧.
而不僅僅是自由與平等.不僅僅是科學.還有主觀驗證的基本社會道德性.
至於說到形而上的道，就有超社會性的含義.
社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畢竟人類的群體是有組織化的東西.
組織化有內在與外在兩種認知構建出來的.
我認為中國大陸的確沒有形成政教分離的政治邏輯形式.
多黨制或立憲制都是政教分離的政治體制形式.
也就是說不樹立絕對正確的信奉.
信奉只能是相對有效的社會共識的憲法為最高規範而已.
一旦樹立了信奉的主義或宗教信條等等為最高真理，就是政教合一的政治.
一黨制是說它的權力是絕對的，絕對意味著它掌握著真理.它就成了全知全能的人.
個體的思維獨立性很重要.一黨獨大下長大，很難有個體上思想的的獨立性.
好比今天的北韓造神論.西方傳統和中國傳統都是宗教信仰與政治權力一體的.
是否是政教合一和分離是看政治權力邏輯是怎樣的.
西方是三權分立的方式.憲法作為最高政治實施的衡量依據.
權力只能在憲法範圍內進行實施而已.
盡管這不等於政治就完美了，但這是符合我們對各自權力維護的政治邏輯罷了.
我覺得政治問題還需要以後社會不斷進步來完善.
但今天也只能是這種程度了，畢竟人們都在爭權奪利的狀態中.
再公平的政治規則，也並非能保證社會競爭停歇下來.社會很難說公平的，競爭也是公平.
當然，政治開放會人們更有利.古代佛道家的宗教都不得不脫離社會的權力和經濟之爭
沒有絕對的公平性.實中不要把政治理想化來理解.政治解決社會矛盾是有限的.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6-1 09:34

政治只是社會現實利益為導向的競爭，當然利益可能有精神意義的理解與追求，也有物質利益上的理解與追求，但就宗教文化而言，你會發現，不論是精英還是百姓，他們做信仰文化之下卻有著平等身份的含義，也就是說在這裏，社會身份變得沒有了意義，而政治總是帶有等級化的，所謂等級就像一個工廠的管理層，工廠代表了某種產品追求與利潤的追求，在這種目的目標實現的要求下，人們要建立生產的組織形式，政治也是如此，它的目的是某種社會秩序的合作與競爭要求為目標的，所以精英就是某種管理層的管理制度要求所確定的身份，既然如此，那就有其組織化社會的局限性，因為組織意味著包含所有立場與利益不同人的參與，因此，就有相互妥協與競爭所產生的各種政治文化手段形成，諸如憲法、法律、權力、社團、黨派、國家。。。。。所以，我們無法就這種政治現實去與心中的理想相比較，那是未來目標的預設，而不是現實的。在政治層面，假設人人都道德高尚了，什麽事情也都好辦了，而現實人們處於各種利益的層面上，就先有了矛盾性，矛盾的激化就是戰爭，矛盾的和諧就是社會滿意度高。所以，在我看來，只能說明的是我們的政治立場或原則是什麽，比如什麽是公平和正義以及以此為手段實現的什麽，比如自由。如此，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共識的政治遊戲規則，但我們卻無法通過政治手段就改變別人，而是通過文化的自由探索或自我認知選擇，而最終實現每個人自己的生命價值意義或幸福吧。如果政治目的與目標沒有這個預設性，我們就無法說清政治構建的制度要求，至於制度是否真能保證目標的實現，那還需要所有人共識與自我認知的程度而論的。所以，就這個基本立場來說，人們還是各持己見的。才有了各種矛盾與立場的對立性與協作性的共同作用吧。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6-5 21:24

其實，我一直思考的是中國傳統是以德治國或建立國家社會秩序的方式，所謂以德治國就是以“情感價值”的邏輯關系建立社會秩序，這與基督教或任何國家的宗教文化政治是一樣的規矩，經過西方的政教分離的變革，現代西方社會已經轉變了以法治國的社會秩序關系，也就是以外在行為的邏輯關系作為政治權力關系，道德已變成個人內在信仰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道德觀。因此，實際上，中國缺乏一個政教分離的政治邏輯關系理解，這看起來是理性與客觀性為基礎的權力關系，立憲制實際是依法治國的政治邏輯，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而不必以宗教情感方式介入政治權力的遊戲。社會政治本就是一個民意的體現，這個民意通過政治邏輯規則形式獲得體現，而不通過宗教法典與信念為藍本的體現。如果我們有預設了宗教真理，就形成以宗教法典為藍本的政治邏輯規則，這就是宗法制的由來，民意是非理性的，政治家們都是利用民意獲得權力的勢力，同時，民意只是一個歷史階段的人們思想、意識、現實生活需求、利益等等體現的綜合體，立憲制就是一個政治邏輯，同時是一種和平意義下的競爭，否則就引起更大的戰爭罷了，所謂理性只是對政治規則的遵守前提，人並非是理性的，人民意味著各種思想和生活處境產生的理性或非理性，所謂德治，其實不能放在政治權力規則中，但作為一種非理性或道德自覺的聲譽是有效的，如果把道德作為政治權力規則來制定，就會產生道德綁架的現象，道德綁架就進入了傳統宗法制的模式，也就是說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道德自責可以直接作為統治另一個人的權力，人一般容易因為感性思維陷入道德綁架，所以政治權力與道德是要分開理解的，道德文化來自宗教文化，傳統宗教文化的道德意味著權力，這叫宗法制，如此會產生更大的暴力性，一個人的內在道德我們如何能通過外在的偽裝獲得確認呢?比如伊斯蘭道德與基督教道德就經典而言看起來都也很不錯，但從現實權力上來說卻都產生了暴力，宗法容易因為非此及彼的信仰而道德情緒化，假設一個女人通奸，不論伊斯蘭、中國傳統道德，受到的懲罰都是巨大的，非理性的宗教換做民主，哈哈，也是很情緒化，這需要政教分離的原因，道德是自覺的，或者說是通過文化教育獲得的精神品質，但這種精神品質是有文化內涵的，如果作為外在權力法，最終你是無法檢驗的，權力者都會打著各種道德名義行使權力，因此，政教分離是把道德的個人性與政治的統治性區別開，民主是說一種政治邏輯的自洽，而不是一個通過情緒就能獲得權力的方式，要通過規則罷了，就像市場經濟的競爭，正義，正是通過不同道德宣揚來獲得各自的選票，正義會把社會對立化，妖魔化，非理性，政治家就是各種群體勢力和利益的體現或代表，這包括不同群體的信仰或道德觀的不同，假設這個代表是大多數人的民心或迷信思想，政治家也同樣獲得了這種迷信的支持和代表，我想不必把政治理想化是說，政治只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這種維護能力也是有限的，想象一下，如果平民也都是各種充滿貪欲的人 ，政治家也鮮有聖徒的純潔之愛，最終政治遊戲規則也只是俗人們為了盡力公平競爭制定制度形式，在這種爭執與爭吵中，人們都各自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來證明自己才是對的，甚至會認為利用陰謀方式或不合法手段來戰勝對方，已達到他們為了最終實現與維護他們的正義目的，手段的惡劣甚至在這些人的心中也都變成了被逼所迫，就像任何打著正義的旗號進行戰爭一樣，這就是說為了正義目的，政治家可以不擇手段去爭取都成了必要的，政治就是如此，政治的妥協和讓步就是契約的含義，已達到一個和平的社會競爭秩序罷了，但人的利益或權力爭奪總是帶有吃掉對方的企圖與欲望，政治的墮落，最後都會為墮落買單，因為人們的生活實際決定了政治是否智慧的本質，畢竟公眾生活是實際的，政治活動不論如何陰謀，人們的生活實際或本能的力量都會糾正政治的錯誤導向，這叫人算不如天算，




政治本質只是一個社會秩序的維持者，但維護秩序本身就有很多人的問題存在，包括人民也是可能充滿暴力的，政治家們的確會連哄帶騙，欺騙多了最終會受到社會現實與人民的報覆，就會產生戰爭，管理不好，社會最終走向戰爭或更新，戰爭也是合理反映現狀的需求，我們經歷沒有戰爭的時間不過百年，傳統中國朝代可能有幾百年沒有大的戰爭，繼續追究政治的清明是一種理想化來說的，那要先解決人類的貪欲問題了，那就先步入黑暗吧~換句話說我們每個人自己是否能解決好自己才是個問題，倒不如說，誰改變不了誰，自己都是被自己炸醒的比較多，所以當在史詩戰爭災難中幾乎滅絕裡，渴望的聲音出現時，這種才叫覺醒，偉大的靈魂在痛苦中覺醒，我相信古代真正的智者們不是政治人物，他們智慧不是為政治家設置的，我認為老子的道德經根本就不是政治，而是一個人的內在聲音體現，而是為普通人作為人的本質認知的認知，這樣理解我認為是對的，當人走過黑暗面之後，察覺這是一個人的內在過程，壓根就不是為了政治而寫的，只是從人與自然的本體意義上衍生的政治是怎樣理解罷了，每個人都有相似的過程，理想化的世界就隱含著政治需求罷了，而不是純粹只現在的某個政治體制，可能是這個概念吧，讀道德經以為是指現在的政治體制，其實是指內心的需求跟表現，是對道衍生事物產生的形式，內心歸道才知世間萬物的為何如此，我們人類忽略內在的問題卻把問題指向外在的政治，這是自身的不健全產生的各種爭論，才會有政治競爭問題，但我們又無法證明出自己的正義性，我們似乎很容易看出別人的不正義性，哈哈，結果就是現在的現況了。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6-5 21:46

西方人眼中：中國人社會行為的三大邏輯
老邪講史 2019-06-04 20:20:56
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在社會關系內容方面顯著不同，西方人因此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時經常會感到很困擾，有時甚至使他們感到惱火。一位俄羅斯外交官在1972年曾經這樣發泄他對

中國人的怒氣：

永遠不要以為你了解中國人。不要相信你會弄明白他們。中國人是不可知的，我們永遠理解不了他們。你知道嗎？讓我來告訴你：根本問題在於他們不講道德，他們為形式而活，為表現而活，為面子而活，根本就不在良知的層面上考慮問題。道德和良知呢？先生！ （他很激動，捶打自己的胸膛…… ） 個人良知是我們西方基督教文明最為珍視的品德。我告訴你，西伯利亞不識字的伐木工和美國教授之間，法國農民和莫斯科學者之間都有著成百上千個共同點，但是這些人跟中國人都沒有任何共性。

這個俄羅斯人無疑是在抱怨令他十分沮喪的事情。即使是那些與中國人建立了長期和深厚友誼的西方人，哪怕是曾經沈浸在中國人熱情和慷慨以及他們豐富生活中的西方人，也會意識到中國人的互動模式和行為動機與西方人完全不同。

對中國這樣一個規模巨大、情況覆雜的社會當中人的行為原因進行分析，將是一個十分困難的任務。比如，身處不同社會經濟階層的個體或成員在行為動因上必然帶有其所屬社會關系或階層的某些特征——認識到這一點也非常重要。然而，拋開上述考慮，我們或許能概括出中國人社會行為的幾大特征。

西方人眼中：中國人社會行為的三大邏輯
清朝官員
首先，中國曾是一個以社會地位為本位的社會。中國人都十分清楚社會是一個由不同階層構成的結構，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的關系則取決於他們各自的位置。雖然兩個人在社會分層中處於同一階層，並因此處於同等的社會地位 （比如，兩個關系十分緊密的朋友） ，但大多數地位關系都是一種垂直結構：一個人地位相對較高或相對較為權威就必然意味著另一個人地位相對較低並需要依附地位較高的人。

中國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的絕大多數特征都可以在中國人的家庭當中找到，而中國人在一生當中在社會互動中的反應受到家庭社會化進程的深刻影響。中國的父親對兒子來說總是高高在上的、嚴厲的和不可挑戰的形象，而兒子對父親都是順從的、卑微的和忠誠的 （至少表面上是這樣） 。在不同程度上，夫妻、母女、婆媳、兄妹、兄弟等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關系也基本上都是垂直的和不平等的關系，即權威角色與依附角色之間的關系。家庭以外的社會關系，比如說師生、雇主和被雇傭者、長官與僚屬之間的關系，基本上都類似於家庭內部的垂直和不平等關系。

各階層之間的相對地位主要取決於年齡、性別、財富和權力以及教育等因素。在家庭成員當中，年齡和性別則是決定性因素。兄長對弟弟具有絕對權威，兄弟對姐妹的關系要優先於姐妹之間的關系。在家庭以外，財富和權力是決定性因素。因為中國社會賦予了教育很高的地位，教育成為決定社會關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五個因素對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影響程度是各有不同的，而它們之間進行不同的組合就會帶來社會關系的微妙差別。一個中等家庭出身但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可能會比出身富裕家庭但沒受過教育的地主或商人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但同樣是他卻可能必須對自己出身高官家庭的妻子表示順從。上述因素雖然可以進行各種組合，但無論怎樣組合其決定的社會關系卻總是垂直的，而不是平行的。

當然，中國人非常享受親密的友誼關系，這種關系崇尚平等，任何一方都不期待在這種關系中謀求自己的利益。可很顯然，“中國社會的確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即沒有任何兩個人真正是平等關系，必然會有一個人在地位上要高於另一個人”。

這種上下級關系或權威―從屬關系模式對中國社會的人際互動關系形成了深遠影響。社會關系中的上級對待下級，比如父親對兒子，婆婆對兒媳采取的都是嚴苛和嚴厲的，有時候甚至是故意刁難的態度；老師似乎是無所不知的，他絕不能容忍來自學生的任何挑戰，並且會對學生的不順從和獨立進行嚴厲懲罰，體罰是很常見的事情。互動關系中的下級對待上級總是特別順從，在對待上級的態度上“總是迂回的，非常不願意提出批評意見，並且特別樂於取悅有權力的人”。 因此，有人說中國人社會行為的“第一特征就是對權威表現出明確的服從態度”。

在中國，當一個人第一次見到某個人時，總是盡快去了解這個人的背景：他是個什麽官？他家裏有什麽背景 （他的父親是官員還是學者，是窮還是富，或者是個無名小卒） ？他有錢嗎？他過去在哪裏上學？他擁有什麽學位？通過搞清楚這個人擁有多少財富和何種權力、受過何種教育等判斷出這個人處於哪個社會階層，才有可能采取合適的態度來對待這個人。

西方人眼中：中國人社會行為的三大邏輯
傳教士在中國
中國人社會行為的第二個特征是，中國人傾向於建立一個由“有用的”人組成的人脈圈子或者關系圈子。中國人早在兒童時期，在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就清楚地意識到，一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是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的。他們因此放棄個人獨立自主權而去尋求他人的支持、指導和保護。一個中國人寫道：“中國人關於互相依存的觀念，與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觀念是截然相反的。”人們非常渴求與有錢有權以及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關系，即使與鄰居、同事或同學之間的關系也被塑造成為一種將來可以利用的關系。

關系本身只是一種聯系，賦予其內容和力量的其實是感情。感情有時被翻譯為“感受” （feelings） 或“感覺” （sentiment） ，它指的是有感情的、帶有感情的關系。兩個人可能有關系，但他們之間的感情可能好，也可能不好，或者根本就沒有感情，因此他們關系的效力取決於他們之間感情的有無或好壞。

在這種社會價值觀指導下，很多中國人都傾向於在一段關系中首先搞好感情。家族和親屬關系尤為如此，因為親屬之間互信互助是中國社會崇尚的道德責任。這也是中國社會不需要建立當今美國社會那樣覆雜的社會服務和慈善基金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按照傳統，家庭成員有義務支持那些失業、生病和年老的親屬。 這同時也是中國社會裙帶關系盛行的原因之一，比如政府官員或工廠主會為自己的叔叔或妻子的兄弟安排工作，不論這個人是否適合做這個工作。另一種承載著感情的關系形式是師生關系或同學關系，抑或是一個人離開本土之後的同鄉關系。

無論關系的本質如何，只要其中任何一方不再為維持或改善關系而努力，這段關系就會失效。通常，關系中的某一方社會地位越高，另一方就越要費心去維系好他們之間的感情。維系感情有很多種方式，對地位高的一方采取恰當的尊重和順從的態度無疑會有助於迎合這種上下關系；幫忙或送禮則是另一種培養感情的方式，宴請一個可能對自己有用的人也是維系良好關系的常見方式。中國人在自己家庭或家族遭受不幸時經常會花費很多錢在請客和送禮上，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潤滑關系的做法將來可能會換來好處。

西方人眼中：中國人社會行為的三大邏輯
中國人社會行為的第三個特征是關註“面子”。“面子”是取決於他人判斷的一種自尊。一個人如果在別人那裏有聲望或者有個好名聲就是“有面子”。中國人用“臉”或“面子”來指代我們所說的“face”，其實兩者在意思上是有差別的。“臉”的意思是一個人因道德高尚，擁有好名聲而帶來的自尊。因為中國人非常看重恰當的和道德的行為，也非常在意是否“丟臉”。比如一個人自詡道德高尚卻被發現說謊或有欺騙行為就是“丟臉”的事情。中國人給太多行為都賦予了道德含義，所以“臉”也包含我們所說的一個人的行為符合其社會地位的意思。一個富人如果太摳門就被鄰裏認為是很“丟臉”。限制婆婆虐待兒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她“怕丟臉”，即招致村裏其他女人的負面評價。

如果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很低，也不在乎道德虛名，那麽他就不會太在意是否“丟臉”。社會底層的農民或工人如果陷入土地紛爭並因此大打出手就不會覺得“丟臉”，因為整個社會對他們的言行標準較低。如果地位高的人陷入這種紛爭當中，人們對他們的期待則是言行得體和擁有自控力。如果一個人故意表現出與其社會地位不符的言行，比如一個富有的地主無情地搶掠一個窮困寡婦的土地，人們就會罵他“太不要臉”。

“有面子”和“有臉”一樣，意味著受到別人的尊重。不過，“面子”並不是來自於他人給予的正面道德評價，而是來自於一個人自己擁有的財富和權力，受過的良好教育，有能力強的朋友等。因為中國社會以社會地位為本位，大多數中國人都渴望“有面子”。比如說，富裕的村民建立鄉學，修橋以便利公共交通或請戲班子唱戲來娛樂鄉裏等慈善行為，不僅僅是出於好意，而且還是在顯示他有能力負擔這些巨大的開銷，這樣他就“有面子”了。不太富裕的農民在兒子結婚或在父親去世後大辦宴席，哪怕這會使自己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但為了給自己和自己家“掙面子”他仍會這麽做。反之，如果他們過分儉省，就會“很沒面子”，也很“丟臉” （因為小氣既有道德意味又暗示著他們的社會地位） 。

人們並不認為“太要面子”是積極和正面的品質 （而“要臉”則受到讚賞） ，一個人如果“太要面子”通常會遭到嘲笑。“太要面子”這個詞一般來說是貶義的，因為它意味著一個人在追求超過他原本應有的社會地位。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後的滿族人就是“太要面子”的最好例證，他們在失去原有地位之後無法適應較低的社會地位和窮困生活，比如，一個滿族人本來沒錢卻一定要去茶館買一塊點心，吃完之後沒有吃飽，所以想把從點心上掉下來的芝麻也吃掉。不過，他怎麽能這麽做呢？他過去可是貴族，怎麽能像一個農民一樣從桌上撿起芝麻放到嘴裏呢？於是他用手指蘸著口水裝著在桌子上寫字，在這個過程中，他趁機吃掉粘在手指上的芝麻。他還裝做生氣的樣子拍桌子把掉在縫裏的芝麻彈起來，並繼續用手蘸口水寫字，然後吃掉芝麻。這個滑稽故事講的就是這個“太要面子”的滿族人在盡力找回他本已經失去的社會地位，但他最終變成了人們嘲笑的對象。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6-27 20:39

人類精於算計的殺人，與野蠻人不精於算計的文明更好嗎，落後與先進標準是什?，從邏輯推導來說，今天的文明可能會毀滅人類自己，但古代人的境況是不可能毀滅人類自己，這也是沒問題的邏輯，毀滅人類的文明當然不能說是文明的進步，我們或許在向著這個方向走，這也是完全可能的，就這一點來說，文明還沒有可靠的標準來說明，我們只是暫時生活在和平年代罷了，成百上千的人被所謂理想主義者殺死，這比古代殺人更文明嗎，是否是我們被所謂的正義的、文明的、理想的口號而去殺人呢，掩蓋了野蠻的文明，只是說辭上的，
但事實上卻同樣如此，有什?證據來說，我們剛剛走過戰爭之後的人會變文明呢？
作者: net01695    時間: 2019-6-27 20:40

天賦，原意應該是天賦予人的某種東西，這個天也可以理解為自然，而賦予的什麼卻是問題的核心，如果是我詮釋，或許是自然演化結果，讓人有了自知能力，這種自知含義同時也與宇宙或知天是一致的，這種一致又不是主客分離的統一，這就是傳說的天人合一。至於社會，其實充滿者各種利益之間的競爭與規則遊戲的部分等等，人們由於陷入這種逐利自己，忘記了自己或者說僅僅就逐利而逐利，為此而錯過了天賦的生命本然意義的自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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