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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近代佛教發展復興的曙光
核心提要：正由於異民族的長期統治，同時有若干知識分子也受了時代思潮的激動，所以爭取民族獨立，主張民權平等的要求，便日益迫切。為了團結全民以對抗外侮，為了同情賤民階級的悲苦生活，就有甘地先生應運而起。甘地堅持不合作及不用暴力的主義，以反抗英國政府；他穿上了賤民的服裝，以提高賤民階級的自尊。
復興的曙光 【印度中文網】經過回教殲滅之後的印度佛教，在我國南宋寧宗(西元一一九五－一二二四年)之時，即告消聲匿跡。在政治方面，回教人入侵之後，建立了莫兀兒帝國。相繼而來的是歐洲的白人，先後有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最後便由英國全面統治，而於西元一八七七年成立了英印帝國，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兼做了印度的皇帝。 迄西元一九四八年，始獲得獨立。但在獨立以前的一年，已經由於回教徒及印度教徒的相互仇視而在英國政府的監督下，將印度的版圖，分割為印度及巴基斯坦，成了兩個國家。 正由於異民族的長期統治，同時有若干知識分子也受了時代思潮的激動，所以爭取民族獨立，主張民權平等的要求，便日益迫切。為了團結全民以對抗外侮，為了同情賤民階級的悲苦生活，就有甘地先生應運而起。甘地堅持不合作及不用暴力的主義，以反抗英國政府；他穿上了賤民的服裝，以提高賤民階級的自尊。
我們知道，印度教是階級主義的宗教，印度教之能在回教入侵數百年後尚未滅亡，是由於他們的戰鬥精神，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主義及賤民平等思想，並非印度教的產物，倒與佛教吻合。甘地自己也說：“印度教中把不可接觸列為教規，那是一種腐化的部分，或只是一個贅瘤。”又說：“請看菩薩(係指釋尊)的慈悲，不但施於人類，而是廣泛及於一切生物。”(《甘地自敘傳》第七章)
事實上，今日的印度人民，已不仇視佛教，且以佛教發源於他們的國家為光榮，甚至印度的前總理尼赫魯說：“印度是佛陀的祖國，佛教教義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揚佛的和平主義，是我們每一個佛子都應有的責任。”(星雲法師《海天遊[跳-兆+宗]》一六六頁，一九六四年初版，《覺世》旬刊社出版)
因此，佛教在印度，已經露現了復興的曙光，雖其人數的比例，尚是印度各大宗教中的第六位，它們的次第如下： (一)印度教：三億零三百一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六人。 (二)回教：三千五百四十萬零一百一十七人。 (三)基督教：八百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五人。 (四)錫克教：六百二十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人。 (五)耆那教：一百六十一萬八千四百零六人。 (六)佛教：一十八萬零七百六十九人。 (七)拜火教(教)：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九十一人。 (八)猶太教：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一人。 (九)各部落原始宗教：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八百九十七人。 以上統計，係出於一九六○年日本出版的《佛教大年鑑》一七頁。其中所列的錫克教(Sikhism)，它由生於西元一四六九年的難能教主(GuruNanak)所創，他出生於旁遮普地方的武士階級，鑑於印回兩教的衝突而研究各宗教教理，發現印回二教的上帝只有一個，它是超乎世間，而永恆存在。他主張內心的真純信仰，不同意偶像的崇拜。
重視佛教 近世以來的印度，除了其民族獨立運動需要佛教的思想，在國際上的許多學者，也給佛教帶來了新的希望，由於印度佛教遺蹟的繼續發掘出土，以及梵文和巴利文佛典的研究考察，已向世界公佈：佛教雖是古老，佛陀的教義，卻被發現仍是如此新鮮而合乎時代思潮的要求。 印度政府為了配合這一形勢，特別設有考古部，派員四處探尋佛教的遺跡，如今，凡是已被發掘出土的，均加保護，並整理其環境，同時在加爾各答及鹿野苑(Sarnath)等處，成立博物館，儲藏陳列各項佛教的古物，以供來自各國的學者及朝聖者的觀摩參禮。 據朱斐居士說：“印度政府在近十年來……將每一處通達聖地的公路上鋪了柏油，各處聖地也裝了電燈，並且在每一聖地，都建有政府的招待所，以接待各國來印朝聖的佛教信徒。政府機關首長的辦公廳裡，除了甘地先生的遺像外，多加上了一幅佛陀聖像。”(朱斐《空中行腳》三六頁) 印度重視佛教的表現，尚有在一九五六年，由政府主辦了釋尊滅度二千五百年紀念大典。一九六○年，又在德里建設一所佛陀紀念公園(BuddhajayantiPark)。一九六四年，又由政府協助，在鹿野苑召開了第七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 正由於政府重視佛教，凡是去巡禮佛陀聖蹟的外國人，無不受到印度朝野的竭誠歡迎。例如西元一九四○年一月，太虛大師訪問印度，即有這樣記事的詩句：“甘地尼赫魯太虛，聲聲萬歲兆民呼；波羅奈到拘尸那，一路歡騰德不孤。”又於一九六三年，白聖法師率團前往朝聖，也受到了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親切接見。 但是，要介紹近代的印度佛教，必須記得另外兩位偉大的居士，那就是達摩波羅及安培克兩位功臣了。
達摩波羅 達摩波羅居士(Dharmapa－laAnagarika西元一八六四－一九三三年)，生於錫蘭可倫坡的一家家具製造商的家裡，他的家人信佛，卻把他送往一間基督教的學校受教育，但他不願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後來，他受到美籍的佛教徒鄔克德上校(ColonelHenryStellOlcott西元一八三二－一九○七年)的感化，便對佛教的信念堅固起來，進而研究佛教，接著便宣誓將以復興佛教為其畢生的目的。 西元一八九一年，達摩波羅首先到印度巡禮了鹿野苑，見到昔日的聖地，竟是一片荒涼的景象，他又到了佛成道處的佛陀伽耶。當年他才二十九歲，正好是釋尊出家的年齡。這次造訪，給了他更多的啟發，於是下定決心，就在那年十月的下旬，召開了重興聖地的國際佛教徒會議。 西元一八九二年，他即以“印度教與佛教之關係”為題，初次在加爾各答傳道，並創設大菩提會事務所，創《摩訶菩提雜誌》，藉以聯絡各國教友。因此，他又訪問了美國、夏威夷、歐洲、日本等國家地區，在各國教友的援助下，他的大菩提會(Maha－bodhiSociety)終於成立。他以佛教已被放逐了八百年之後，現又重回故鄉而自慰，並且以此勉人。他說他要以佛陀超越一切階級的信條，來奉贈給印度的人民。 達摩波羅居士在印度為複興佛教，工作了四十多年，廣傳教義，培植人才，設立分支機構，便利朝聖的教友。例如在鹿野苑的摩訶菩提社，對於前往朝聖的人，均予借住，唯膳食自理；現在加爾各答的該社，也有專供朝聖教友們住宿的房舍。 他病逝於西元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但他給予印度佛教的生機再現之功德，將永為後世敬仰和讚揚。
安培克博士 安培克博士(Dr.Ambekar)本生於被印度教視為“不可接觸”(Caste)的賤民之家，故他在少年時代即遭受到各種場合的歧視和虐待，印度教的種種制度使他深深地感到不滿。後來有一位基督教的傳教士，認為他可以造就成為一個基督徒，便協助他留學英國，並取得法學博士的學位。二次大戰後，印度獨立，他被任命為第一任司法部長，又成為印度新憲法的起草人及新印度的指導者之一。但他感到，若要改革社會制度的弊端，最徹底的辦法，唯有實現佛教的四姓平等的社會，方能解救賤民階級的疾苦。於是，他便宣布，自己改信佛教，勸導他的賤民群眾信佛，並於一九五五年發起佛教主義運動。 終於，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安培克博士夫婦，率領了他的群眾約五萬人，在印度中部拿格浦爾(Nagpur)一個四十英畝大的廣場上，由印度當代最負盛名的司塔維拉法師(Ven.U.ChandramaniMaha－stha－vira)，主持典禮，代表僧團，接受他們的集體皈依。同時皈依的，尚有前高等法院院長尼奧基博士(Dr.MBNiyogi)，以及梅令達大學院校長契拿司(Sri.MBChitnavig)等社會名流。 可惜，這位虔信佛教的法學博士，竟於同年的十二月間，抱病出席於尼泊爾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四屆大會時，在他演說之後，即與世長辭了。 但是，他對佛教經過三十年的研究之後，所完成的一部《釋迦和他的宗教》，已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全印度佛教會議”中通過，被採用為印度新佛教徒的聖典。可見他對印度佛教的複興運動，影響之大而且深了。
佛教學者的活動 佛教在印度，自從印度教復興之後，已為印度教所吸收，他們不以佛教為一獨立的宗派，而是將佛教與濕婆崇拜及毘紐笯崇拜，視為同一個宗教。唯在錫蘭方面，仍以巴利語聖典的傳持，維繫著上座部佛教的純一的信仰。 近世以來，印度與錫蘭兩地，對於佛教雖各持不同的態度，但在研究方面，均有很多人才和許多貢獻。唯在印度的佛教學者，因其不能將佛教置於獨立的地位，總以印度教作為正統的思想，所以不無缺點。然而，印度學者接受了西方人的治學方法，故能持一客觀和批判的態度來研究佛教。他們研究的對象，初受錫蘭的影響，著眼於巴利語聖典；後來擴大範圍，乃以梵文及巴利文聖典為主，做語言學及文獻學的考察，旁及哲學、考古學、歷史學和美術等的研究。最近又增設了專攻佛教學的大學和研究所，同時派遣留學生至日本等地，研究佛教。 當然，印度佛教的複活，既是仰助於達摩波羅的反哺，在學術上的啟蒙，也不例外，達摩波羅的摩訶菩提協會創立之後，即有幾位印度學者，去錫蘭研究巴利語，因而奠定了印度近代佛學的研究基礎。 西元一八九二年，便由印度人，在加爾各答創立了佛教聖典協會(BuddhistTextSociety)。在此之前，則有彌多羅(Ra－jendraLa－laMirowa西元一八二四－一八九二年)、斯脫利(HaraPrasa－dasa－srowi西元一八五三－一九三一年)和達斯(SaratChandraDas西元？---一九一七年)三人，為近世印度佛教學的草創者。彌多羅著有《尼泊爾佛教目錄》(SanskritBuddhistLiteratureofNepal西元一八八二年)，西元一八八八年又出《八千頌般若》的校訂版。斯脫利曾協助彌多羅對於尼泊爾佛教文獻的整理，後來則親自到尼泊爾做了兩次尋訪佛典的寫本，並且校訂了《不二金剛集》(Advayavajra-samgrahaG.OS西元一九二七年)。達斯乃為印度人研究西藏佛教的先驅，他進入西藏，踏訪藏文佛典，並對喇嘛教進行調查的結果，除了撰寫報告IndianPanditsintheLandofSnow(西元一八九三年)等之外，又於西元一九○八年校訂了西藏語的佛教史《如意法善樹》，西元一九○二年則著成《藏英辭典》。 以上三人，也可算是“佛教聖典協會”的先驅者。此後，該會的工作是每年刊行年報、校訂原典、翻譯和出版，與孟加拉亞洲協會(RoyalAsiaticSocietyofBengal西元一七八四年)合作，成為印度學者研究佛教的中心。 其次，要推達斯的弟子韋提耶勃莎那(SatisChandraVidya－bhu－s.an.a西元？”一九二○年)，他曾協助達斯，擔任佛教聖典協會的事務。他初學於加爾各答大學，後至錫蘭研究巴利語佛教，歸國後便任加爾各答大學的校長，他的專長是印度論理學，著有《印度論理學史》(HistoryofIndianLogic西元一九二二年)等，乃為研究因明學的基礎書。他的繼承者是白羅亞(BeniMadhabBarua 西元？－一九四八年)，擔任加爾各答大學巴利語的主任教授，他的主旨是在究明佛教之所以成立的歷史背景，故著有《佛教以前的印度哲學史》(HistoryofPre-BuddhistIndianPhilosophy西元一九二一年)以及邪命外道之研究等的論書。 同在加爾各答大學內的印度佛教學者，尚有巴他茶利耶(VidhushekaraBhattacharya)與BC。勞(BimalChurnLaw)兩位教授，前者以研究梵文及藏文文獻為主，後者則為巴利文文獻的大師。 巴他茶利耶曾於西元一九三一年，將龍樹的《大乘二十論》及提婆的《四百論》由藏文還原為梵文，西元一九二七年則將《因明入正理論》譯為印度文，並且著有《佛教的基本概念》(TheBasicConceptionofBuddhism西元一九三二年)，迄今仍以垂暮之年，校訂《瑜伽師地論》的梵本中。 BC。勞的學術領域很廣，除了佛教教理的研究之外，對於佛教史、社會學、地理學、民族學和耆那教等，均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已達五十冊，乃為近世印度學者之中著作量最多的一位。在研究工作上，他是白羅亞的後繼者，他的主要著述有巴利語聖典的校訂、英譯，和傳記的撰著，另有《巴利文獻史》(HistoryofPaliLiterature西元一九三三年)、《古代印度之種族》(rowibesinAncientIndia西元一九四三年)等。 同為白羅亞的弟子，尚有達脫教授(NarinakshaDutt)，他的最初著作有《大乘佛教的諸相及與小乘的關係》(AspectsofMaha－ya－naBuddhismanditsRelationtoHinaya－na西元一九三○年)、 《初期佛教的教團》(EarlyBuddhistMonachism西元一九四一年)，但他主要的特長在於梵文佛教，故於西元一九三四年校訂了《二萬五千頌般若》出版，一九五二年又校訂了《法華經》出版，此後繼續校訂含有《根本說一切部毘奈耶》及《三昧王經》的《吉爾吉特寫本集》，當他在加爾各答大學退休之後，即任孟加拉亞洲協會的會長等職。 由於以上諸位大學者的薰陶之下，加爾各答大學的佛教學者輩出，儼然形成了一個加爾各答佛教學派。其中包括現任那爛陀大學巴利文研究所所長馬克爾杰(SatkariMukherje,BuddhistPhilosophyofUniversalFlux西元一九三六年)；一九五六年去世的巴咯卻(PCBagchi)，乃是著名的中央亞細亞考古學者；麥琴達爾(RCMajumdar)是專攻東南亞佛教史的學者。 與加爾各答大學同為佛教學研究之中心的，則為維濕瓦巴拉迪大學(Visa－ntiBhiksu)這所大學的特色，是以梵文與漢文佛典的研究為主。在巴咯卻教授擔任副校長期間，出有《二種梵漢語彙》(Deux-lexiquesSanskrit-chinois西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國的佛教聖典》(LeCanonBouddhiqueenChine西元一九二七、一九三八年)。另有薩斯特利教授(N.AiyaswamiSastri)將漢文的《觀所緣論》、《稻芊經》、《大乘掌珍論》、《十二門論》等還原為梵文。SantiBhiksuSatri則將《發菩提心經》、《發智論》等還譯為梵文。摩克波提耶(SKMukhopadhyaya)教授校訂了《三無性論》及《金剛針論》等書。帕羅塘(PralhadPradhan)教授校訂了《阿毘達磨集論》，於一九五○年出版。 另有摩訶菩提協會，在鹿野苑設立出版社，將巴利語聖典，譯成印度方言出版，該會僧侶會員的攝化對象，多為印度人及歐洲人，因其不乏飽學的比丘。 現在佛陀的祖國，已有幾所研究佛學的中心，例如普陀那的伽耶斯瓦研究所(KashiPrasadJayaswalResearchInstitute)、那爛陀的巴利文研究所(Na－landaPa－liInstitute)、波奈勒斯的印度大學等。
總之，在今日的印度，研究佛學的風氣，已不寂寞，並已有了相當的成就。(以上取材於日文《近代佛教講座》第一卷二六九－二七六頁)
教團的概況 今日印度的佛教，在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雖不乏高人，在教徒的攝化方面，卻尚不夠理想。也就是說，知識的或學問的佛教，固然已經在上層結構的大學裡生根滋長；信仰的或生活的佛教，還未能夠滲入印度人的社會，更未能夠普及民間。縱然印度教徒也崇拜佛陀，那卻不是真正的佛教。據朱斐的《空中行腳》三七頁說：除了印度僧伽，現在錫蘭僧十五人、緬甸僧十二人、日本僧六人、中國及泰國僧各十人，信徒僅得四百萬人。又據查詢所知，印度比丘及沙彌約二十多人，能夠弘法的比丘，僅三、四人而已。這以印度人囗的比率來說，實在是太少了。 佛寺的建築，現有印度的、錫蘭的、緬甸的、日本的、泰國的和西藏的。中國則有李俊承居士捐資、德玉法師督建於鹿野苑的中華佛寺，由果蓮比丘尼建於拘尸那羅釋尊涅槃處的極樂寺，由永虔法師建於佛陀伽耶的大覺寺，由仁證法師建於舍衛國的華光寺，由福金喇嘛建於那爛陀的中華佛寺。 正由於佛教的教團，在印度尚極脆弱，目前急需展開佛教信仰的複興運動，印度政府也有意協助。只是弘法及住持佛教的僧尼太少，所以，印度人以及在印度的中國人，盼望能有更多的僧尼前去印度，為複興印度的佛教而獻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