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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權時代崛起 500年海上霸權時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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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不住的亞投行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上確立戰後金融體系，因為此次會議是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佈雷頓森林舉行的，所以稱之為佈雷頓森林體系。 有些事件是劃時代的，比如英國申請加入亞投行。 “豈有此理。”聽説英國加入了亞投行，一位日本財務省高官當著媒體也沒忍住，禁不住厲聲批評。 被認為最禮貌的日本人也失態了，美國更是暴跳如雷，畢竟英國才是他們的“第一親戚”。一名美國政府高層官員就譴責英國説，“一直遷就中國，但這並非是與一個崛起大國打交道的最佳途徑。” 日美的過激反應，印證了亞投行本身正是一起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産物：亞洲世紀的到來，而且已經開始加速。 果然，英國之後，3月17日，德、法、意三國也申請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18日，歐洲最富的盧森堡確認申請加入亞投行，成為第5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歐洲國家。至此，亞投行初創成員國增至32個。 另外，仍在糾結的還有3個國家：澳大利亞、沙特和南韓3國，他們表示正在考慮搭上“末班車”。 而就在記者截稿之前，日本也軟化了態度，3月20日，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稱，滿足一定條件之後，“也有可能簽署加入亞投行協議”。 英國的對衝戰略 跟其他大多數中等強國一樣，英國決定實行對衝戰略，在中美雙方下注 英國為何倒向“紅色金融”？日本媒體是這麼問的。 3月19日，英國新任駐華大使吳百納給了美國一個“留情面”的回答：“亞洲非常需要基礎設施建設，我們很希望分享在這方面的經驗……我們也希望能在亞投行成立之初，就參與制定其運作規則。” 吳百納的回答是有背景的。日美反對各國加入亞投行，一個重要的藉口就是，多邊組織應該具備國際社會已經建立的最高標準。很明顯，在日美看來，亞投行還不具備這一“高標準”。 所謂高標準，當然是一個藉口。其實，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有著很深刻的內政方面的考慮，尤其是英國將在5月7日舉行眾議院大選的背景下。 目前執政黨保守黨與最大在野黨勞動黨的支援率不分上下，而歐洲經濟陷入低迷之後，少數派政黨的勢頭正在崛起。選情膠著之下，卡梅倫政府一個重要殺手锏就是對華經貿。 數據顯示，中英年貿易額為800億美元，還不到中德的一半。在對華經貿上，中英還有極大潛力。3月18日，英國財政部長奧斯本發表了2015年度預算演講，表示將擴充對華出口的支援對策。很明顯，加入亞投行正是這些對策中最大的行動之一。 正因為如此，考慮到英國方面在4月份之後將全面啟動選舉宣傳的日程，能提出新方針的時間只能是在3月份之內。 實際上，加強對華經貿關係並非英國一國的策略。英國之後，德、法、意、盧四國跟隨，説明瞭歐洲的危機感。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表示，英國必須在中美兩邊下注，“對英國來説，這是關係到生存的重大問題。面對中國的崛起，如果倫敦方面不迎合中國的金融與經濟利益，英國很可能無法登上21世紀的國際舞臺”。 美國的反對理由 盟友的紛紛“背叛”與美國的堅守，兩者之間最基本的分歧在於，加入亞投行是否能為本國帶來比保持距離更大的利益 作為世界第一經濟體、世界經濟毫無疑問的“老大哥”，美國對亞投行是個什麼態度？ 用一句話來説就是，“亞投行的創立是件有益無害的大好事，可是我的‘朋友們’還是就先別去了吧。”華東理工大學金融學副教授孟磊向《國際金融報》記者打趣地説。 孟磊用一個比喻説明美國的心態：“這多像是一條街上新開了一家餐館，雖然對這條街和住在附近的居民來説是好事，但作為同一條街上已經存在多年的餐館老闆，我不但自己不會去關顧，連我的親戚朋友們，如果悄悄去了新開的餐館吃飯，我也得生氣。” 這雖然是句玩笑話，但卻生動地解釋了美國對亞投行的態度。美國一直私下游説其盟友們不要加入亞投行，甚至還公開批評作為“特殊關係”盟友的英國不跟美國商量就加入亞投行是對中國“一再遷就”。 究其原因是白宮擔心，亞投行將削弱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而且會成為代表中國戰略利益的工具。美國警告盟友，如果北京當局擁有這個銀行的一票否決權，那麼亞投行或許將成為中國新的外交政策工具。 華盛頓的批評者們還聲稱，亞投行對於貸款條件和借款者行為的規範採取寬鬆不一的標準，將導致腐敗滋生，並質疑其是否會遵守透明度、信譽度、環境的可持續性及社會保障等國際標準。 而隨著以英國為首的歐盟發達經濟體先後表態申請加入亞投行，搖擺猶豫了近半年的南韓和澳大利亞加盟的可能性也在進一步變大。美國和其最堅定的盟友——日本顯然已經將對中國在全球金融舞臺地位日益重要的擔憂表露無疑。儘管兩國一再表明，21世紀國際秩序的建立需要中國積極充分地參與到國際事務當中，有了中國活躍的表現，全球經濟才會有更美好的未來，但是美日至今仍堅持與亞投行保持距離。 美國美中關係研究員Jonathan D. Pollack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中國獲得了與之相稱的國際地位，美國和日本顯然並未有對此做好足夠的準備。 “奧巴馬政府堅持認為，這並不是在反對亞投行的建立，只是如今有太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需要亞投行作出保證。”Jonathan D. Pollack坦言，這是美國最“冠冕堂皇”的反對理由，儘管此外他們還有一些“擺在桌面下”的反對原因。政府官員聲稱，亞投行的管理過於依賴中國，且仍未展現出管理未來貸款政策和實踐的能力。美國高級官員對於亞投行公開表達了擔憂，稱儘管亞投行確實有助於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但由於中國在亞投行地位舉足輕重，因此可能對於未來貸款決定起到決定性的影響，亞投行可能淪為推動中國政策目標的工具，甚至取代或傷害到其他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 然而Jonathan D. Pollack認為，美國對於亞投行的反對理由其實有著巨大的漏洞。“如果其他重要經濟體都只選擇隔岸觀火，亞投行如何才能展示其能力與信譽？” 如今，在奧巴馬政府看來，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打破了亞投行除中國外沒有其他主要經濟體加入的不利局面，這無疑是證明中國在區域性銀行的發展上遵從現存國際慣例的最佳方法。 用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的話説，“由於亞投行的制度仍未完全建立，不少國家對於中國是否一家獨大沒有足夠的信心，因此選擇暫且在外邊觀望，英國的加入打破了這種平衡。” 因為英國是G7的成員國，加入由中國主導的亞洲遊戲規則裏也就意味著原來以G7為核心的西方國家經濟堡壘開始出現裂痕，同時也會讓原本處於觀望中的南韓、澳大利亞等國以更多的理由紛紛效倣加入亞投行。 最讓美國擔心的事情其實是：一旦英國等發達國家加入亞投行，將來亞投行在發行債券時就會順理成章地獲得較高的評級，這事實上直接毀掉了美國在經濟領域打擊他國時的一個重要殺手锏——“評級機構”，另一方面，較高的評級還將大幅降低由亞投行主導項目的籌資成本，這樣一來由日美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金融主導權將隨之被大幅削弱。 盟友的紛紛“背叛”與美國的堅守，兩者之間最基本的分歧在於，各國對於加入亞投行是否能為本國帶來比保持距離更大的利益。歐洲主要國家做出務實選擇的出發點在於加入亞投行符合自身利益。正如俗話所説，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曾經和美國一起“扛過搶、打過仗”的英國，在本國利益面前，果斷拋棄美國，毅然做“第一個吃螃蟹”的西方大國。 其實早在去年10月中國牽頭髮起成立亞投行時，英國政府就多次表示願意加入。除了國防、能源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英國政府對於商業活動持開放的市場經濟立場。在歐美國家中，最先與中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建立人民幣清算機制，發行人民幣債券，使得倫敦再次成為歐洲離岸人民幣市場的中心。英國加入亞投行是看到了下一輪金融變局存在的可能性，同時在客觀上為亞投行賦予了更多的國際金融機構色彩。 實質是中美競爭 貿易的未來，美國説了算還是中國説了算？美國正在構建一系列高標準貿易規則，一個主要目標就是中國 諷刺的是，由於華盛頓的激烈表現，亞投行已經成為了中美經濟的新標誌。除去美國口口聲聲的亞投行監管問題，美國實則更擔心亞投行會威脅到世行和亞開行的利益，畢竟美國在這兩個區域性銀行中佔據著説一不二的地位。 可是，儘管美國態度堅決，但現在看來，要想阻止更多國家成為亞投行的一員，顯得越來越艱難，美國通過鼓勵盟友遠離亞投行的行為被認為已基本失敗。對此，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Gideon Rachman將其稱為美國的“外交失敗”，並認為“這會讓美國看起來又任性又孤立”。 這一看法得到了香港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張介博士的認同。張介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現有機構只能滿足亞洲基礎建設需求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近年來採取了不同的優先次序。“最重要的是，當前的問題代表著中美競爭中的新衝突。為爭奪21世紀世界經濟領導者的寶座，中美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相互競爭。作為現任領導者，美國自然希望中國支援美國70年來一直領導的國際規則和國際機構。而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強國，中國在無法獲得其在現有國際機構中應有話語權的情況下，自然希望打造一個修正過的公正秩序”。 張介認為，美國敦促中國行使與其不斷增強的實力相一致的領導力、為支援發展和其他全球目標提供更多資源，這是正確的。“而當中國朝著這些方向前進，就如中國在亞投行這件事中所做的那樣，美國卻試圖阻止中國，這是短視和虛偽的。” 張介對此給出了以下兩點考量：首先，奧巴馬政府4年來都未能説服國會通過相關立法、以讓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在IMF中發揮更大作用，儘管這已是其他所有國家的共識；此外，美國還反對亞洲開發銀行增資。 “美國的敵意使中國愈發認為美國的戰略是遏制和壓制中國，這加大、而非減小了中國採取自選動作的可能性。相較之下，英國以及美國的其他盟友明智地選擇接受中國的邀請、加入亞投行。”張介説。 除了亞投行以外，中國還是去年成立的金磚四國開發銀行的推動力量，並在積極推進規模為400億美元的絲綢之路基金，以便為與中亞國家的經濟整合提供資金。 中國這些新舉措全都是為了滿足一個越來越大的資金缺口，即發展中國家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據亞投行的直接競爭對手之一，位於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估計，未來十年東亞地區需要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 美國對在亞洲地區建立一個新的經濟架構也有自己的計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一份正在談判中的12國貿易協定。結合美國正與歐盟(EU)討論的那份單獨貿易協定，美國的整體戰略是建立一套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就智慧財産權、國家補貼和環保問題設立更高的標準，而在所有這些領域，中國和美國都存在利益和處理方式的分歧。 “貿易的未來：美國説了算還是中國説了算？”美國《本週》雜誌説，奧巴馬極力遊説國會授權政府推動TPP談判，成了美國輿論近期爭論的熱點。著名學者克魯格曼還在《紐約時報》撰文力挺TPP。文章説，克魯格曼在文中闡述了很多“其他因素”，如該協議對美國智慧財産權的保護，但他真正該提卻沒提的“其他因素”是中國。《洛杉磯時報》則稱，中國已成了奧巴馬在國會推動TPP 授權的王牌，他的最重要遊説理由是：如果不給我授權，今後全球貿易規則就將由中國，而非美國來書寫。 如果説美國的“雙翼計劃”是基於太平洋、大西洋這兩大洋而對海權時代的延續，那麼中國的“一帶一路”就是基於歐亞大陸國家而對陸權時代的重新建立奠定基礎。目前，我國高鐵和重載鐵路技術的日益成熟，一定會加速陸權回歸。任何地區經濟的發展都離不開鐵路、橋梁、公路、機場等重要基礎設施的建設，亞投行顯然可以滿足亞洲各國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亞投行也充當著引領整個東南亞國家經濟新引擎和推進“一帶一路”規劃重要推動力的重要角色。一旦東南亞興起一波基礎設施建設的熱潮，亞投行在整個亞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將會獲得進一步提升，而中國則通過亞投行為各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而握實整個東南亞甚至亞洲地區的領導權，進而為陸權的全面回歸奠定堅實的基礎。 “他們覺得中國是他們能説的最嚇人的故事”，美國一個反TPP民間組織的負責人華萊士説。《洛杉磯時報》説，把推動TPP説成一種能夠擊敗中國的方式，這樣在政治上就能正確很多。 日本：最後的盟友 如今，仍堅定不移地站在亞投行對立面的，除了“老大哥”美國，就剩下美國最忠實的“小弟”——日本 日本《朝日新聞》前主編、智庫機構日本再建基金會（Rebuild Japan Initiative Foundation）主席船橋洋撰文指出，這不免給人留下了亞太形成兩大陣營的印象。一邊是中國為首、歐亞多國支援的亞投行陣營，一邊則是日本和“大哥”美國，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甚至是全球最主要的盟友，而南韓和澳大利亞又對加入亞投行採取不置可否的態度，這使得日本在這一場博弈中難免顯得處境尷尬。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17日記者會上，就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作出了最新表態，日本將對此持“慎重態度”，目前暫時不考慮加入。在亞投行問題上，日本既礙于老大美國的面子，又謹慎地盤算著自己的利害得失。不僅如此，日本深刻明白，亞投行對亞開行具有巨大的威脅。 日本和美國是亞開行的最大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自1966年以來，亞開行的行長一直由日本人擔任。對此，財經專業研究人士李宇嘉認為，自1966年亞開行成立以來，9位行長均來自日本，而日本人壟斷亞開行行長早就與美國人壟斷世行行長、歐洲人壟斷IMF總裁一樣，已經成為了不成文的慣例。“亞投行的發展很可能直接危害到亞開行的生存，屆時，日本將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同樣採取了世行和IMF的標準。擺在亞洲貧困國家面前的，同樣是信用級別、政府透明度、財政緊縮、國企比例等等西方的標準。 但是，誰也沒有認識到，哪個洲也不像亞洲，48個國家在意識形態、發展差異、歷史宗教問題和現實矛盾上的差異是這麼大！如果採取西方的標準，沒有幾個國家能夠拿到亞行的扶貧款。扶貧款都很難拿到，就別提基礎設施投資了。亞開行統計過，2010年至2020年亞洲各國國內基礎設施投資合計約需8萬億美元，另需近3000億美元用於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以東亞少數發達國家（地區）為主，亞洲集聚了62萬億美元的私人資本，但亞開行無所作為。 亞開行總裁中尾武彥早在去年10月就曾公開表態，不歡迎另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牽頭成立的區域性銀行。他的原話是：“我表示理解但不歡迎”。 但是最近，中尾武彥突然轉變態度，稱“已開始（與中方）共用經驗、技術和專業知識。實際成立後考慮與亞投行展開闔作”。表示願意考慮與亞投行進行合作，仿佛態度有所鬆動。 在日本內閣經濟顧問伊藤元重看來，“英國和日本不一樣，不要把兩者混為一談。”他認為，英、法、德、意之所以可以迅速作出加入亞投行的決定，是因為他們與亞太地區距離遙遠，鞭長莫及。他表示，歐洲在亞太區的是遠期利益、未來利益。而美國和日本在亞太區深耕多年，在本區有很多現有、既得利益，因此加入一個新成立的國際集團需要更週全完善的考慮。伊藤元重再三強調：“亞投行的發展實在是太快了，快到我們還沒看清楚，就需要作出決定。”他表示，歐洲國家願意賭一把，日美更加保守一點，希望“再等等，看清楚再行動”。 這個“等”是否有個時間節點？“等”到什麼內容會迫使日本作出決定？對於這些問題，他的答案非常簡單：“等到中國明確其在亞投行所佔的份額。”他認為，亞投行雖然是中國領導成立的，但其應該作為一個金融機構來運作而不是一個國際組織來運作，如果中國在亞投行中佔了70%到80%的話語權，那麼日美將不願意加入這個中國的“一言堂”。 美國的下一步 現在擺在美國面前的有三個選擇：繼續抵制、乾脆加入、選擇忽視。抵制虧本，忽視會被邊緣化，加入則考驗政治勇氣 如果連日本都“叛變”，那麼美國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德意志銀行紐約分行分析師Catherine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現在擺在美國面前的有三個選擇。“華盛頓可以選擇繼續向盟國施壓，直到亞投行保證能夠制定出令人滿意的治理結構方案。或者，美國也加入亞投行，除此以外，美國也可以選擇放開這個議題。” Catherine表示，選項一顯然是一門“虧本生意”，“繼續利用美國的政治資本企圖勸説其他地區不要加入亞投行，從長期來看實在有些説不過去”。 Catherine認為，美國在全球社會擁有不可輕視的話語權，這些強大的政治資本不應如此揮霍。“華盛頓的首要任務應該是通過權衡來推動美國主導的機構向著美國理想的方向前進，而不是把心思放在不必要地阻撓中國牽頭的區域性銀行和發展項目，反對亞投行的行為已經成為美國最沉重的包袱之一，因此是時候作出改變了”。 當然，在國內外眾多經濟學家看來，如今看來最好的選擇應該是美國加入亞投行，這不僅能夠讓美國參與到亞投行的管理和內部監管事務中，對亞投行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並打消美國對亞投行的疑慮。此外，還有助於美國公司獲得公平投標的機會，參與到亞投行的投資融資項目中。儘管讓美國現在就態度180度大轉變，加入亞投行成為初始意見成員國並不容易。但是，Catherine認為，從美國的利益出發，美國應該調轉方向。“它應加入亞投行，並説服國會提供取得亞投行少數股權所需的小筆資金。美國應鼓勵其亞洲和歐洲朋友加入亞投行，以便在中國採取任何不利行動時幫助美國一同加以反對”。 不過，Cathrine也表示，如果前兩項美國無法做到，那麼對亞投行撒手不管也可能成為一種選擇。“那些遭受美國意見壓力而無法加入的國家會因此感到釋然，讓亞投行自由發展”。 之前，由中國牽頭的資源和基礎設施投資曾在包括尚比亞、緬甸、越南、巴西、斯里蘭卡等多個國家遭遇困境，如果亞投行無法做得更好，不僅是中國政府，其他成員國都會受到影響。“若亞投行能夠達到世界銀行和亞行的發展標準，美國完全應該樂於看到亞投行為全球金融發展做出貢獻。”Catherine坦言，其實美國毋須參與到亞太區域性機構每一個大大小小的事務當中。 船橋洋也表達了對美國和盟友下一步的指導意見。他認為首先，美國應當保證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的機構做得更好。“他們應該把更多的資金分配到基礎建設投資領域。基建投資在日本、南韓和中國經濟崛起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也是中國著眼于基建的原因”。 同時，船橋洋認為，美國應當對印度投以更多的關注。“作為另一個新興市場強國，印度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的“亞洲再平衡”策略成功與否將取決於印度是否願意融入“印度太平洋區”。如果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的機構和亞行無法比肩中國付出的努力，中國將會質疑美國不再履行對亞洲的承諾，這無疑會逐漸疏遠美國與其亞洲盟友。 “更重要的是，一味地抵制亞投行並沒有用。這只會證實中國的猜想——美國的亞洲再平衡策略實際上是為了牽制中國。”船橋洋表示，如果美國忽略亞投行，將可能在亞太事務中被逐漸邊緣化。“美國和日本應該擱置自己的保留意見，趁著還能加入的時候加入亞投行。” 亞投行還將給予現行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更多的動力進行管理的改革，給予新興市場國家更大的話語權。除此以外，船橋洋還補充道，佈雷頓森林體系同時實現現代化和與中國開展合作，可能會帶來雙贏。“它將會為亞太區帶來其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同時，讓中國更好地融入一個促進地區和平和快速增長的領導框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