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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13 | 只看該作者

信條主義的矛盾

本帖最後由 net01695 於 2019-5-1 14:47 編輯

最近這幾年都在研究"為什麼會戰爭"的問題，跟大家分享。
老子與孔子的政治邏輯是不同的
正如老子的政治最後演化成玄學，而儒家的政治最後演化成董仲舒，
他們的矛盾就是“名教”與“自然”的沖突。
儒家名教的思想，正如孔子的政治規矩、禮制、正名一樣，是有信條主義的。
而道家沒有名教的規矩，是自然法政治邏輯，
在文子政治邏輯中，是君主立憲制，而不是儒家的奉天承運的天子制。
道家是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儒家是政教合一的宗法制。
並非中國傳統沒有民主制思想和邏輯，是儒家政治的長期影響，
給中國人造成一個民主制是西方文化的錯覺。
而道家恰恰是民主制的政治理論，自然法是產生民主制的必然邏輯罷了
儒家繼承的是三皇五帝一直延續下來的周朝政體為本罷了
直到清朝皇家祭天，來表達的皇權合法性依據，祭天的權力來自天子代理天意的信仰。
但，恐怕很少有人描述過儒家來自天文歷法的皇家祭祀象征。
民主制是工業科技或古希臘工匠科技思維逐步形成的文化邏輯。
民主體制首先是哥白尼與基督教思維的天文沖突，然後是政教分離的宗教改革。
政教分離造成西方基督教宗法制被剝奪，古希臘有多神教而轉化的古希臘自然哲學，
這是建立民主制的文化基礎，中國傳統內涵中，
就有多神教與一神教兩種傳統，百家爭鳴實際也體現了各種沖突，
基督教是一神教，儒家天與基督教上帝，
從社會功能信仰上完全一致，就是政治體制而言是一致的邏輯，
天—天子，上帝-教皇，中國聖經是六經，基督教聖經是信約。
民主的文化背景是自然法邏輯規則規定的，
如果君主沒有了神賦或天賦，才會有民主制的邏輯。
任何宗法制都是君權神、天賦的，中國叫奉天承運，
這是中國帝王祭天的根本依據，我沒有否定儒家政治結構的歷史性，
但現代性而言卻並非如此，中國本應該繼承儒家的社會道德性，而否定儒家的社會政治性，
也就是仁義禮智信是以社會道德自覺為本，而不再以政治權力性為依據，
仁愛與誠信是任何社會都有的基本道德價值觀，也就是說，中國沒有搞出政教分離才是致命的。
最終轉化成了馬教的宗法制，馬教的宗法政治是階級人性論，而儒家的政治價值來自文化的善惡觀，
宗教最初來自人類文化的初創期，比如混沌開天地，然後是善惡人性觀，
儒家、基督教、任何民族的文化建構基礎差不多，宗法，就是由宗教文化建立出來的政治，
消除儒家的政治部分，儒家的文化就沒有了強制性，但可以變成教育的基本價值觀，
任何民族都基本采用了自己古老聖經做為社會精神道德的幼兒基本教育，
這是與文化產生之初與幼兒教育的同構性相關聯，
文化之初的人類意識與幼兒的認知意識同構或類似，
並非如此，前天看有關教育的討論，說美國幼兒教育是聖經的，
其實，我認為這符號人類認知文化的演化歷史，
人類從原始人進入文化人，初創的文化特點恰恰是幼兒的思維特點，
明朝有本幼學，第一篇稱作天文，就是盤古開天地，
其實，中國傳統都有私塾教育，只是農民不需要太多文化性，
因為天文歷法或二十四節氣基本能作為常識了。
農民也有知識，很多知識是農業種地知識罷了，
但一個村莊的社會基本道德和習俗，已經表達文化知識含義，教育孩子都有文化。
傳統文化不是說知識文化，只要傳統人會說中國話，就已經有知識了，
中國把馬教替代了文化，社會有很大一部分是傳承文化的自覺道德意識維護的，
但馬教裏面沒有文化，只有階級性的人性觀，沒有文化傳統的善惡觀、誠信觀，
或者說，你可以消滅儒家的政治權力文化，但文化應該讓其自為，
而不是用另一種聖典替代，如馬克思理論，
如果不樹立馬教，我不知道現在的政治權力如何詮釋自己的真理性了，
但是，道家不是教條或信條主義的宗教，
正是因為如此，我才說中國本身原來有黃老之治的政治邏輯，那是君主立憲制的規則。
司馬談曾經談過六家政治制度比較，讓社會自己發揮自己，只要制度依法治國體系構建就行了。
這叫無為而治，無為是指君主不能主觀意志化或絕對權力罷了，
也就是通過分權與相互制約權力的遊戲規則形成政治的契約法，
道家邏輯可以形成民主制，儒家是宗法制，日本是虛擬君主政治，政治不在天皇手中，
現代日本更是類似西方的民主制了，日韓正是通過政教分離，形成的西方政治邏輯，
儒家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不沖突，這就是政教分離的含義，但傳統政治卻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吸收，中國人很難進行政教分離的改革，
明治維新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典範吧，脫亞入歐的思想都是日本文化的變革，
政教分離從宗教改革開始的，從意識形態先分離出來，
實際上，中國缺乏一個君權天授到天賦人權的文化理念轉變，
西方的馬克思是議會道路，而不是專制主義的馬克思，
馬教在中國是主義的一黨的信仰依據，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
議會道路的馬克思是西方民主制或工黨參政的體現，共產式的是一黨制，
實際就形成了一元化領導的絕對權力，美國是多元文化類型的國家，
而是立法、執法、司法的遊戲規則制定，民主制體現的是多種利益價值集團的形成，
與維護自己的利益性參政的，就像居民委員會或工會組織這樣的代表自己的利益組織一樣，
黨派這東西不過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的不同團體勢力形成，已形成社會的基本矛盾與博弈規則，
如果沒有黨派，那就以為著掌權者具有絕對的真理依據，這就是產生宗法制的邏輯源頭，
只有一種信仰的文化認同，才會形成絕對的權力機制，
比如今天伊斯蘭國，信仰的越是堅決，其極權性就越能獲得理解，
好吧，你信仰什?？信仰黨，我沒什?可說了。
就像自然經濟形成市場規則，自然權力就會形成民主制罷了，
馬克思與老子實際有內在很大的差異，老子不是樸素的唯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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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一半對一半錯，一半裡卻又有一半，似是而非，虛幻，自己卻看錯成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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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25 | 只看該作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wkDWD5g9Yo
人類：那為什麼我們用核戰毀滅自己？
elien：教條
人類：你能說的更詳細點嗎？
elien：政治和宗教教條，它是你物種所有主要衝突的根源，在你的下個世紀，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由教條統治的國家，會破壞你的物種。
人：最後一件事，道德怎麼樣？你的道德基礎是什麼？
elien：同情心和證據。
人類：我明白了

矛盾沒有解決只想試圖用真理馴服差異性成一個秩序，就形同信條主義，也就是階級信仰的死胡同
政教合一就是個例子，奉天承運的王朝垮了，換了個朝代還是奉天承運，沒什麼不同
看看歷史上，幾乎都是【一個真理試圖馴服千千萬萬真理】
不同信條會激發敵對，最後從道德的理想化轉為生存的對抗，沒有誰的核心表準屈於第二位。
一體，一半對一半錯，一半裡卻又有一半，似是而非，虛幻，自己卻看錯成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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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25 | 只看該作者
事物一旦統一，獲得的東西就是“無”，所謂統一思想，就是“信條主義”，政治上的是靠意識形態信條獲得“統一”，稱作統一思想，統一思想是宗法制和集權制的源頭，政治專制的源頭，統一思想來自某種“真理”化“信條”的預設，未來是開放性的，是選擇性，就思想的方式而言，是選擇性的，“未來”是根據“過去”經驗的預設產生的推導，最初華夏族的土著伏羲是靠天文歷法挖出了第一桶“金”，由天文歷法控制生物界，由此為人類服務，當伏羲挖出第一桶金以後，才逐步形成了爭奪金銀的大戰，古代的奴隸和今天的奴隸只是形式變化了，統治者就是奴隸主，被統治者就是奴隸，人類還沒有超越出奴役與被奴役，貴族屬於道德自覺化的君子，而不是統治地位的體現，當一個人把道德化強加別人的時候，就沒有了道德性，因此，貴族是脫離等級地位的人，能自主的就是貴族，但通常人們把社會地位或財富的等級等同貴族，權力和財富成了象征貴族的標志，貴族應該是精神意義的，最初是如此，財富與地位某種意義上也是追求自由，但是一種外在的，地位越高財富越多，似乎就容易擺脫社會的限制罷了，換句話說，只能說精神意義與財富和等級地位沒有必然聯系而已，但財富和地位過高或許會阻礙精神的發展，老子說了一種辦法，就是地位高的要把自己降低到最低，精神意義是體現道的能力吧，如果我們把老子定為標準來看，儒家定位的是堯舜，這給人們造成一種錯覺，堯舜是地位最高者，老子和莊子是把成道看成最高精神體現，我們不知道老子是什麼，只是就他的道德經的道德標準而言，標準是假設的、外在體現、或象征，儒家的聖王樹立的是堯舜到周公作為標識，老子和莊子否定了這種表象的貴族標識，標準是一種寓意，不是信條。境界我認為是各種能量等級的含義吧!從他的話語還是與他較量的功能而言呢？





你說，孔子看到老子說，老子是龍，你見過老子嗎，老子可以完全不說話，你不是也在說話嗎，老子本意並不想把道表達出來，言不言，一旦表述出來，就形成了分裂的樣式，
表達就會產生邏輯的構造模型，
認識就已經是構建一種可見的模型含義了，
你如何判斷境界化的存在高低呢，
每個詞，最初就是來自想象的樣式，
我認為在“境界”層面，你無法描述，
境界，那只是些個人能量震動的體現吧，
各自體驗的結果，
所以，你如何能比較出老子比你差呢，
因為語言的外衣是考慮他要對話的對象而言的，
你的語言外衣是假設到了你已經從其他知識獲得表述方式而已，
你認為說出來又怎樣，甚至什麼都不說的人都有更高的境界呢，
至於邏輯而言，不過都是表面的了，我的意思是說，能說的才有邏輯，
任何邏輯都可以自圓其說，
如果在這個年代，你想用所有現在人類經驗知識來“說”道，你遇到的難度比老子更大了，
邏輯首先是封閉的，不能說的都在邏輯之外，
老子的能力就在於他那個年代，他能把所有的知識理解匯集成本質的道，
本質無法描述的實在，去努力表述出來，於是才有了邏輯現象，
科學就是想精確的用邏輯和量值表達實在，這造成一種構造化的自然整體觀，
道其實不去啟動一個點的演化，
一旦啟動，就有兩種思維方式產生，視覺化的質點運動與聽覺化的波動運動，
波和粒子都是人類對象化物體動變的預設，
道是回歸到無極點，
也就是說，你一旦去認知識別實體，就會產生粒子或波動的假想物質，
粒子來自我們視覺對物的大小進行分割產生的概念，
粒子是視覺與觸覺感官的語言定義，質點是一個抽象點，質點就相當一個太極點，
你一旦試圖發現質點的運動形式，就會產生兩種可能，粒子直線運動與波震動的展現，
因為運動和變化意味著時間和空間的展開，
這個展開體現了粒子的直線運動概念與波動的震動概念產生，
哈哈，這是我的想象而已，
其實，亞裏士多德、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都是一種西方質點運動模型的體現，
而中國最初建立的是波動物理學，[太極圖]，陰陽的震動性，
兩種陰陽屬性的波形構造成一個質點，
一個質點一旦展開，就是一個波形的運動，而一旦觀察就還原成一個質點或粒子，
粒子本身隱含著陰陽波形的，一旦運動，就產生波形的運動模式，但一旦觀察就成了粒子的表述，
運動過程是波形的，觀察的結果是粒子的另一個點的聚集，
能量聚集是一個粒子，而粒子的運動不是直線運動體現的，而是波形過程體現的，
因此，一件事物，在發展變化過程中，實際中間過程我們始終不知，
只有看到結果後，我們才算真正知道，
這就是時間的不連續性含義吧，

本質而言，就是將一個事物孤立出來進行實驗，獲得難以理解的自然現象，
這是就預測而言，本質是不確定性的，
機械哲學來自機械邏輯化，就佛教理論是這樣的，
也就是說，一旦我們試圖完全確定一個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結果，本質就會產生不確定性，
畢竟是人工幹預與構造的
邏輯首先是來自對自然改造與人工化的實踐，然後變成符號的過程，
局限性的規律我們都同意，否則就無法獲得“科學”構造樣式的精確要求，
或先假設一個陰陽，於是就有了科學，這就是分別心的意思，

最初人類改造的自然是簡單的，比如制造了方圓的東西，並定義出方圓的概念，
圓只是理念，物理的實在世界中，不存在圓，你制造了一個圓石頭或方石頭，
然後你會從這種技能後，產生你的概念體系，
就人類界和動物界的原始社會，人類和動物都沒有創造出任何自己的“東西”，
但是，有一天，人類會創造工具了，換句話說突然意識到了天等等，
那個工具的形狀定義，就是三角形、圓形、方形，
其實，這個產生的來源更是天文學開始的，
這只是說把自然現象進行形式化的人類行為，
我從自然來說明人工的產生原因，符號與實物創造都是後天的，
原始人類和動物什?都沒創造，都是自然創造的生物，
存在的原始人時期，你什?文化都沒產生，
只有文化產生，你才會去意識你是如何存在的問題，
原始人是無意識的存在者，
或者說沒有產生更高級意識的存在者吧，
物質實踐就科學技術而言是可以邏輯一致的發展，
今天我們說的經驗都隱含人類借助符號化的過去文化。
一體，一半對一半錯，一半裡卻又有一半，似是而非，虛幻，自己卻看錯成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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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26 | 只看該作者
我為經驗前的先驗是什麼，就像黑洞一樣的性質，我們只能從符號化之後的“經驗”來描述過去，並由此來推導未來的可能性，因此，道家與太極的起點只能用道、自然、無極來說先驗的起點吧，有人可以把道的起初設置成外星人或上帝的啟示，自然的意思是自身如此，自身如此只是先驗的，或先天的，歷史的起點是找不到的(對錯原因)，只能找到人類歷史最初的定義，沒有文化，就沒有歷史，
文化只是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記憶，而歷史的起點是無法說清的，因此，歷史的起點就是“無名”，某種意義上說，或用道家的理論來說，真知不是個時間概念，未知是相對已知而言，但已知不等於真知，在這種意義上說，已知是經驗假設出來的命題，真知卻不同，是超歷史和超未來，因為對今天而言的我們或人類，歷史和未來都只是想象的存在方式，誰能看到秦始皇呢？他被埋入了地下而腐朽，我們只是有個記憶中的秦始皇存在著，那是歷史的標識，而不是實在的東西了，而當下我們都還在，未來我們也都會變成腐朽，唯一在的只能是我們現在的在，記憶並非是說實在，對當下的存在而言，都是預設時空的存在性進行的推導，看你如何利用這個歷史來認知當下，並非是說歷史是存在的，如果你想追求真知，那就要脫離出歷史的虛構性，馬克思把歷史作為推導未來的依據，當然，如果用西方標準看，馬克思也不能代表西方，比如存在主義或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還是自然的辯證法，到了馬克思變成了唯物的辯證法，存在主義就不承認唯心唯物的哲學劃分，但馬克思的確是把物質創造與發明看成左右了人類發展變化的核心，馬克思接近科學實證主義的發展觀，把物質發展產生了社會結構的變化看成本質線索，總之，馬克思也是片面的，所以，我並不想強調馬克思理論，我們可以從另一個思路解決馬克思的片面性，為何一定要用馬克思理論定義的哲學詞語來理解世界與宇宙呢，物質和意識本身就是個含糊的詞語，所以，我盡量不直接用這些詞語討論問題，物質本身就是意識定義出來的，意識和物質是分不開的兩個概念詞語，我的意思是，物質和意識都是人造出來的概念，即使先有人的物質身體，也並非就能定義出意識是什?，同樣，如果自然中已經有了看不見的意識體，身體產生才能被賦予了意識，同樣能說通，意識只是說看不見的實在，物質只是看得見的實在，馬教主要說明了人類創造物質對人類的意識影響，特別是後天意識的影響問題，我的意識是先驗相對經驗而言是不可知，我的意識是先驗相對經驗而言是不可知，盡管是存在的，我們只能描述經驗的世界，但無法描述先驗的存在，這就是黑洞的含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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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28 | 只看該作者
歷史文化思想都是哪些人傳下的呢？有一個皇帝嗎?政治家是幹現實事物的人，思想家是追求真理的，這是思想家的思想會跨越歷史時空的原因，至於有個一官半職的，也不是官位越大越有思想，思想的產生與流傳是另一個文化邏輯，盡管與實踐是有關聯的，和政治名分沒有本質關聯，耶穌、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康德黑格爾尼采。。。。帝王、總統、領袖、君主。。。。是現實社會政治活動家，統治者，他們創造一個現實的社會秩序樣式，但這些人本身都有個人信仰的思想家或宗教等等，某種意義上說，就像技術發明的專家，不過是社會組織意義上的秩序發明者，當然，中國社會組織的秩序用了兩千多年沒有大的發明創造，毛的發明創造是根據馬克思思想和列寧的技術發明模仿出來的，因為，馬克思只有思想理論，是列寧變成一種國家體制的組織模型現實，中國又是根據列寧的國家體制仿造的，如果說馬克思是一種科學理論，列寧就是把科學模型應用於社會現實的科學實驗，成敗不說了，哈哈。理論其實不能直接變成現實的，其實需要實驗或現實去驗證，但是，社會科學是很難說清科學實驗的重覆性含義，也就是說，社會科學與社會實驗和物理學的理論與實驗大大不同，含義上是不同的，馬克思理論是預言家，或者說根據歷史規律或經驗來預測未來社會的理論，邏輯推理根據過去經驗，變成一種理論規律描述，來說明未來的社會形態。從物理學來說，都是如此，新科學理論具有預測性含義，其實，如果把理論變成現實，都不可能完全是一致的，話語和思想只是一種現實實在或實踐的工具或工具發明，但如果確定現實的真實，卻無法從話語中獲得確定性。


政治家們如果治理社會沒有他想象的那樣發展，就會編制謊言來穩定社會，否則政治家的權力直接成了傷害自己的武器，政治決策並非就是靠自信能實現的，一旦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或者誤判的局勢，那政治家就會忙不過來了，拆了東墻補西墻，應付不及，這就是說，為何政治家不是聖人，不是全知全能，中國人習慣了政治家作為全知全能的體制形式，這是傳統宗法制的習慣，政治之所以會編造謊言，其實是應付不了現實的表現罷了，這與小孩撒謊一樣，一旦應對不了現實的窘迫，政治家就要盡量美化自己的統治效果，否則，一個政府沒有信譽，就不會有人聽從政府的法令，沒有了權威的政府，這個國家就會瓦解，國家瓦解即是一種災難，又是一種重構的過程


勞動是個偽命題，任何人其實都會必然勞動，連小偷都要勞動，只是勞動的方式問題，動物們也在勞動，沒有勞動，任何生物都無法生存，勞動是一種生命活動，問題在於什麼樣的生命活動才是正當的、有價值意義的罷了，資本家也勞動，其實問題在於利益分配的鬥爭，利益分配是討價還價形成的，就像市場討價還價一樣，只是這種討價還價是政治化的，和平年代是維持一種穩定的討價還價，廝殺是維持不住的表現，社會矛盾是一種必然性的，但是通過怎樣的手段才是政治智慧，如果國家之內總是打打殺殺，這個國家就處於生存的危機了，政治的目的應該是讓大多數人都獲得幸福，但這是個理想化的預設，因為對幸福的定義很不同，就個人而言，幸福有多種認知的目的取向，做老大也是為了一種幸福的目的，權力、名位、財富的追求都是一種幸福觀，權力名位財富的追求也可以理解成個人自由度更大的理解，政治家的理想往往是通過權力爭奪和掌權來改變別人，這種理想主義政治觀是癡心妄想，，道家和柏拉圖的政治家其實都是先改變自己，也就是哲學家治國的理想，道家認為自己達不到對自己的終極認知，就談不上能治好國家，內聖外王本意的確如此，歷史上除了三皇五帝屬於這種類型的政治體制，後來就不行了，其實三皇五帝是一種小的社會組織，他們是創造社會組織的發明人，他們就像一個村莊最有智慧的人一樣，這就是說，一個小團體組織和文化初始階段，人們可以直接看出眾人之上的一個智慧者，當社會組織增大後，政治組織往往要采用霸道了，靠大棒加牛肉，來賄賂社會，這是智能化的偽善政治，人們之所以要求民主，某種意義上是已經不信任政治頭領的智慧高於自己了，現代人的智慧是一種競爭性的，信息平等，智慧就更接近各層階級了，古代帝王其實是壟斷文化的，現代人如何壟斷文化呢，當然，中國官方盡量壟斷信息和文化，所以，政治討論就有智慧的局限了，老子歸隱其實是超越社會政治人有限性的暗示，莊子否定政治理想主義，脫離了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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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29 | 只看該作者
你說的是你的，我說的是我的，你認為你對，我認為我對，那誰有資格能判斷你對還是我對呢?各說各的而已。

假設有個大家都承認的聖人或真理代言人，才會有判斷對錯的，但這個世界承認的這個人是誰？
有了絕對真理，才可能有標準，這就是為何人們寧願樹立上帝為最高標準的原因，傳統中國文化說天才能決定真理，但天不言也，天與上帝在邏輯上都是否定任何人以真理的名義來操作社會的權力，沒有上帝的相信者，就會把自己的真理論作為標準罷了，設置天與上帝，至少制約了對政治權力的絕對化，不論民主制政治還是宗法制政治，背後都有個未知的絕對真理預設邏輯，人類只能制定相對的政治法則規約，人們不說什?是絕對真理，只能說出相對真理或共識的東西，至少是沒有能說出的絕對真理，也就避免了任何宗教信條主義，和各種理論的教條主義來占領絕對真理的未知，絕對真理可以命名，如上帝、天、道之類的命名，如果說，絕對真理是上帝宣揚的某種宗教，這就成了宗法制的信條主義基礎，就變成了一個可判斷道德對錯的標準，其實，孔子說，天不言也是對政治絕對權力的制約，天子也是代言人，這已經制約了天子的絕對真理化身，老子說的意思是如果有絕對真理，比如道，那就是不可說的，不可說的絕對真理，你就無法絕對化一種標準，並用來判斷一切事物的對錯，科學就是不相信有個絕對的真理才能獲得發展，可說的或可表達的真理，就只能處於相對真理，變也是不可說的，如果說事物是以我描述的方法在變化，那就等於有個判斷標準了，但你無法表達出事物如何變化的，就等於沒有標準，標準的作用是能表達的，不能表達的真理是不能進行判斷的，科學只能描述一定的自然變化方式，但卻不是絕對的，於是我們可以判斷一部分事物相對的對錯，變化的相對性，這叫自然規律，其實也是人的主觀認識，不知道才不會有絕對真理的標準性，知道的就會說真理是不能說的，這就是佛道的了，或者說天知道，上帝知道，別說你知道了，因為一旦你知道了真理，你或許只能說不能說或無法說出罷了，是的，信仰馬克思教條的、信仰宗教信條的，都認為自己知道，


憲法的關鍵，我認為就是無法預設一個絕對的真理標準，權力就無法是絕對的。而宗法制的權力有宗教信條作為真理標準，根據一種信條的確定性，權力就可以判斷對錯，因此，所謂自然法之所以是契約性標準，就在於沒有那個宗教信條的絕對化依據，也就是說隨時代和境況，社會共同制定一個憲法條文，作為判斷對錯的標準，不論宗法制還是自然法，其實都有體制的構造性，因為權力用於社會行動決策、對錯判斷等等，所以需要首先有個規約條文為根據，這個條文的立法、執法、司法就是個關鍵點，依據有兩個來源，契約條文、宗教戒律等條文，條文是哪種，政治權力的運行邏輯規則就定了。哈哈，這是我自己的常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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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31 | 只看該作者
和沒錢的人比較而言，人如果還在為生存打拼，就很難提升精神的認知
百姓們大多要為生存打拼，所以百姓們大多是物質主義的
物質主義就是因為貧窮形成的觀念，對窮人們來說是合理的
但管理國家不能用貧窮主義的觀念來思考
管理國家的人卻是有文化的才行，也就是打仗靠武將，建設國家要靠文官
建設國家搞什?階級鬥爭呢，純粹折騰自己
建國後武將都弄死了，哈哈，知識分子都低頭了，要接受勞動人民的教育
如何建設呢？物質財富是要靠知識的，
具體事務的預測受很多因素影響，試圖解決這個矛盾，另一個矛盾就會產生影響，
社會往往不是根據人們主觀邏輯理解發展的過程
社會有個綜合的本能性邁進的，社會分析是多層面的，各種層面矛盾交互影響
實際上，讓社會自平衡就行了，人、環境、社會是一個系統化的自平衡選擇
就像市場經濟，這個看不見的手是隨著新發現與新情況而自發調整
假設一下，沒有計算機發明誰能預測信息社會呢？你只能預測已經有的東西
沒有產生的東西你從來就無法放入預測之中進行
計劃經濟就只能在經驗的基礎上計劃
但發明創造的因素影響你如何預測呢
過去從來不考慮汙染和生態因素對經濟的影響，等到生態發生重大變化了才不得不再放入預測的環節之內
預測的可能性其實變得越來越不容易，看不見的手就是建立一個合理機制
讓機制自己隨時調整，不要試圖從一種邏輯的完美方式進行論證不知道的東西
預測都帶有經驗性，沒有經驗的發明創造如何預測呢
發明創造就是不知道會產生的東西
而不知道的東西如何能預測呢，也就是世界的本質是偶然性的
別試圖控制自然罷了
如果說話的方式就好像能推導未來應該是怎樣似的
實際上，人只能在有限範圍內進行某種選擇，而不是預測
我覺得大多人的思維是通過某種思維要把握住未來的走向
所謂趨勢也是假的，一個偶然事件就會讓趨勢完全變樣，就像股票行為
一個突變是完全可能的，但我們可以把握一個原則，自然是一個看不見的手
但物理學表達的意思是，即使是人類最可靠的知識，也是不確定的
而社會行為就更是如此，為何我們有時候說活在當下呢
未來的預測都是經驗主義的
也就是說你只能把經驗過的人類社會發明創造的東西作為預測未來的前提
一體，一半對一半錯，一半裡卻又有一半，似是而非，虛幻，自己卻看錯成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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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37 | 只看該作者
知識”與“語言”的“言筌”問題
莊子能看出社會什?？
社會在莊子的表述中，不過是一些小伎倆
而老子最後離開王朝正是對社會含義的超越
並且告訴孔子，別試圖拯救社會，哈哈。
莊子中，以及史記中老子告誡孔子的含義中，我理解的就是如此，
就是不要把自己主觀價值強制到別人身上。
社會愛咋地咋地吧，社會的功能來自利益，而不是來自真理
秩序因利益而產生的結構，科技是兩個相互作用的利益形成的自然結構化
生態表現的與人類利益毫不相關，文明產生了利益的矛盾才有了社會功能秩序
於是，佛家道家在中國最終都被社會趕入了森林。
因為社會的功能需要利益的文化，如爭奪資源，發明科技等等
真理裏面沒有利益，換句話說沒有“有用”與“實用”的理念
因此，西方形而上學裏面否定“實用主義”，莊子裏面也是否定“有用主義”
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就是如此批判“實用的”，莊子也是如此批判“有用的”
而事實上，儒道本質上是有矛盾的
換句話說是各自的文化層面是不同的
每種文化在深層面是相通的，而表層面是有歷史與地域差異的時空差異表現
深層面是可以超越地域性與歷史性，而表層面要適應新的環境或文化現實
這是社會變革的形成而已，然而，每個人民族的深層面，即使是非洲人也包含著
因為都是“人類”的原因，也意味著“超文化”性。


老子與孔子的政治邏輯是不同的
正如老子的政治最後演化成玄學，而儒家的政治最後演化成董仲舒，
他們的矛盾就是“名教”與“自然”的沖突。
儒家名教的思想，正如孔子的政治規矩、禮制、正名一樣，是有信條主義的。
而道家沒有名教的規矩，是自然法政治邏輯，
在文子政治邏輯中，是君主立憲制，而不是儒家的奉天承運的天子制。
道家是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儒家是政教合一的宗法制。
並非中國傳統沒有民主制思想和邏輯，是儒家政治的長期影響，
給中國人造成一個民主制是西方文化的錯覺。
而道家恰恰是民主制的政治理論，自然法是產生民主制的必然邏輯罷了
儒家繼承的是三皇五帝一直延續下來的周朝政體為本罷了
直到清朝皇家祭天，來表達的皇權合法性依據，祭天的權力來自天子代理天意的信仰。
但，恐怕很少有人描述過儒家來自天文歷法的皇家祭祀象征。
民主制是工業科技或古希臘工匠科技思維逐步形成的文化邏輯。
民主體制首先是哥白尼與基督教思維的天文沖突，然後是政教分離的宗教改革。
政教分離造成西方基督教宗法制被剝奪，古希臘有多神教而轉化的古希臘自然哲學，
這是建立民主制的文化基礎，中國傳統內涵中，
就有多神教與一神教兩種傳統，百家爭鳴實際也體現了各種沖突，
基督教是一神教，儒家天與基督教上帝，
從社會功能信仰上完全一致，就是政治體制而言是一致的邏輯，
天—天子，上帝-教皇，中國聖經是六經，基督教聖經是信約。
民主的文化背景是自然法邏輯規則規定的，
如果君主沒有了神賦或天賦，才會有民主制的邏輯。
任何宗法制都是君權神、天賦的，中國叫奉天承運，
這是中國帝王祭天的根本依據，我沒有否定儒家政治結構的歷史性，
但現代性而言卻並非如此，中國本應該繼承儒家的社會道德性，而否定儒家的社會政治性，
也就是仁義禮智信是以社會道德自覺為本，而不再以政治權力性為依據，
仁愛與誠信是任何社會都有的基本道德價值觀，也就是說，中國沒有搞出政教分離才是致命的。
最終轉化成了馬教的宗法制，馬教的宗法政治是階級人性論，而儒家的政治價值來自文化的善惡觀，
宗教最初來自人類文化的初創期，比如混沌開天地，然後是善惡人性觀，
儒家、基督教、任何民族的文化建構基礎差不多，宗法，就是由宗教文化建立出來的政治，
消除儒家的政治部分，儒家的文化就沒有了強制性，但可以變成教育的基本價值觀，
任何民族都基本采用了自己古老聖經做為社會精神道德的幼兒基本教育，
這是與文化產生之初與幼兒教育的同構性相關聯，
文化之初的人類意識與幼兒的認知意識同構或類似，
並非如此，前天看有關教育的討論，說美國幼兒教育是聖經的，
其實，我認為這符號人類認知文化的演化歷史，
人類從原始人進入文化人，初創的文化特點恰恰是幼兒的思維特點，
明朝有本幼學，第一篇稱作天文，就是盤古開天地，
其實，中國傳統都有私塾教育，只是農民不需要太多文化性，
因為天文歷法或二十四節氣基本能作為常識了。
農民也有知識，很多知識是農業種地知識罷了，
但一個村莊的社會基本道德和習俗，已經表達文化知識含義，教育孩子都有文化。
傳統文化不是說知識文化，只要傳統人會說中國話，就已經有知識了，
中國把馬教替代了文化，社會有很大一部分是傳承文化的自覺道德意識維護的，
但馬教裏面沒有文化，只有階級性的人性觀，沒有文化傳統的善惡觀、誠信觀，
或者說，你可以消滅儒家的政治權力文化，但文化應該讓其自為，
而不是用另一種聖典替代，如馬克思理論，
如果不樹立馬教，我不知道現在的政治權力如何詮釋自己的真理性了，
但是，道家不是教條或信條主義的宗教，
正是因為如此，我才說中國本身原來有黃老之治的政治邏輯，那是君主立憲制的規則。
司馬談曾經談過六家政治制度比較，讓社會自己發揮自己，只要制度依法治國體系構建就行了。
這叫無為而治，無為是指君主不能主觀意志化或絕對權力罷了，
也就是通過分權與相互制約權力的遊戲規則形成政治的契約法，
道家邏輯可以形成民主制，儒家是宗法制，日本是虛擬君主政治，政治不在天皇手中，
現代日本更是類似西方的民主制了，日韓正是通過政教分離，形成的西方政治邏輯，
儒家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不沖突，這就是政教分離的含義，但傳統政治卻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吸收，中國人很難進行政教分離的改革，
明治維新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典範吧，脫亞入歐的思想都是日本文化的變革，
政教分離從宗教改革開始的，從意識形態先分離出來，
實際上，中國缺乏一個君權天授到天賦人權的文化理念轉變，
西方的馬克思是議會道路，而不是專制主義的馬克思，
馬教在中國是主義的一黨的信仰依據，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
議會道路的馬克思是西方民主制或工黨參政的體現，共產式的是一黨制，
實際就形成了一元化領導的絕對權力，美國是多元文化類型的國家，
而是立法、執法、司法的遊戲規則制定，民主制體現的是多種利益價值集團的形成，
與維護自己的利益性參政的，就像居民委員會或工會組織這樣的代表自己的利益組織一樣，
黨派這東西不過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的不同團體勢力形成，已形成社會的基本矛盾與博弈規則，
如果沒有黨派，那就以為著掌權者具有絕對的真理依據，這就是產生宗法制的邏輯源頭，
只有一種信仰的文化認同，才會形成絕對的權力機制，
比如今天伊斯蘭國，信仰的越是堅決，其極權性就越能獲得理解，
好吧，你信仰什?？信仰黨，我沒什?可說了。
就像自然經濟形成市場規則，自然權力就會形成民主制罷了，
馬克思與老子實際有內在很大的差異，老子不是樸素的唯物主義，
一體，一半對一半錯，一半裡卻又有一半，似是而非，虛幻，自己卻看錯成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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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48 | 只看該作者
契約，宗法是信條，當信仰自由時，信條已經不管用了，仁德是宗教法建立的依據，宗教文化都是承諾仁者愛人，哲學不能承載實證與道德倫理的學問，哲學是對這兩者文化的試圖論證批判反思懷疑，倫理是文化現實實踐的，母子相親不需要倫理學，孝文化才有了倫理，記得道家有句話大概是批判儒家的，母子相愛甚篤，還需要什麼倫理，倫理實際是為社會秩序發明的文化創造，原始社會是以非文化的方式來考察文化的本質，誰都可以大開殺戒就自覺約束了殺戒，這叫契約，整體效益的選擇，原始人是在相互打殺過程中形成的契約，上世紀北約冷戰就是如此，北約與蘇聯，和平是實力的暫時平衡，動物們都不是整天打殺的，土著人之間只是始終沒有與外界接觸形成的部落和平規則，人類之間有競爭也有和平協作，統治者來說總是希望自己永遠統治，從自己的視角看，當然都想把自己變成超人。我們唯恐自由會暴亂，其實，自由恰恰是制定規則的邏輯產生依據，制定合理規則的依據，我們可以假設任何汽車都可以隨便開一樣，然後，我們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交通規則，如果在鄉村開車，自由度就大。

對錯而言，的確無法絕對化一個標準，人們的爭論來自各種視角和處境，還來自不同時代生活的變化，因此，人間不存在一個絕對標準來判斷對錯問題，才懸置了上帝，人自己可以改造自己，我不用對錯，我用是否恰當就行了，對錯是個遊戲規則，規則一旦制定，對錯就明確，但同時規則也是可變的，對錯首先需要一個契約標準制定才行，比如，一米的長度共識，否則我們永遠說不清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們如何判斷對錯呢？那先需要一個判斷的標準產生才行，或天，或者用契約，兩種邏輯都是自洽的，政治是需要判斷對錯的，不僅僅是對錯，還有決策選擇等等，都需要一個判斷性，否則人人都會不服，社會實際是說需要權力的形成，但如何形成合理性卻不那樣容易，這都是說政治的邏輯問題，
一體，一半對一半錯，一半裡卻又有一半，似是而非，虛幻，自己卻看錯成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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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52 | 只看該作者
動物們暴力性的基本本能一個是保護幼崽，一個是自己的食物，，動物們為了交配，就產生暴力，誰動了動物們的食物，這和人類一般本能表現差不多，男女爭風吃醋就容易打起來，餓極了的人，就可能吃同類，少數民族的習俗有時候是在特殊境遇下產生的，比如伊斯坦可以取4個老婆，大概是為戰爭服務或戰爭男人損失太大，人類殺同類已經超越了很多動物殺同類的底線，動物們很少殺自己的同類，虎毒不食子，其實是所有動物的基本特性，動物世界可以看到，同類動物的競爭很少至於同類於死地，雄獅吃小獅子不是為了饑餓，而是延續自己的後代，殺自己同類的動物也有，但很少，母蜘蛛吃和自己交配的公蜘蛛，母蜘蛛讓孩子把自己吃了，但母動物保護自己的孩子總是很兇殘的，其他就談不上兇殘的，只是生存所需就夠了，當然，雄性動物爭奪交配權也是很激烈，但把對方殺死的競爭似乎很少，人類有更高的意識能力，也意味著善和惡都超出了動物界，善與惡的能力都超出了動物本能性，審美沒有限制，關鍵在於審美的口味是什麼，極致的惡是審美的扭曲吧，人性被抑制或扭曲了，就能產生惡的美感，那只能算變態了，只有人才會變態，動物沒有這個能力，法律是一個相互生存的平衡機制，，自然是普遍性，正義和邪惡因文化不同就有不同定義了，無論怎樣，我們也無法找到準確的正義與邪惡定義，不同處境會有不同的正義和邪惡觀吧，大家都滿意就算正義了，生存環境與處境總是在變化的，於是正義和邪惡在不同的條件下會轉化其相互關系，善可覆為妖，食人族也不過是在某種歷史與環境條件下，形成土著人之間的局部生存方式階段，現代人不過是用武器殺人，也類似食人族的潛在本性，只是土著人對現代人顯得很恐怖，吃本族人只是一種，比如吃死人的屍體，他們表達的是繼承另一個人的品質，或靈魂等等，吃人的土著也有各種文化的理由罷了，老人的屍體，是對老人靈魂的繼承等等，只要是標志就有不確定性的本質，人為性，而目的性卻並非明朗的或相互矛盾的，今天蘇格拉底這樣的人物依然存在，就像有些人說公知們是邪惡的，如果給他們權力，這些人巴不得處死一些公知，但誰能判斷公知是私利還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呢，我認為標準的不確定性是歷史經驗和文化差異證明的，就像伊斯蘭法與基督教法的標準差異，本質還能是什麼呢？，一旦說標準，那就必須要給出一個“條文”罷了，條文是死的，會隨歷史變遷與環境變遷而變化
正是事後的結果沒有絕對的判斷能力，或者說預測的不可能絕對化，才會產生爭執與標準的不確定性，除非人類已經能夠宣稱一個共識的標準才可能判斷，真理的標準實際只是暫時的共識，中國傳統與現代的道德標準其實已經變化很大了，而馬克思理論的階級論標準也已經不被很多人認同了，這是歷史事實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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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4:56 | 只看該作者
我只是試圖從“神秘主義”（主要是老莊立場）嘗試詮釋人類中西文化的產生與演化的因果性，以此來定位什麼是宗教、科學、哲學文化，以及由此建構之上政治經濟和技術實踐等等，不過是一個自己理解的框架，但我相信真正的神秘主義者是需要從自身生命體驗過程中獲得一個真實的人類及自然的宗本性認知，或者說獲得形而上的認知，或者說得道的體認，或者是對上帝的認知等等含義，由這個立場看了，我把人類原始時代看成文化產生的起點，或無文化的點，由此，看宗教與科技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什?。至於政治詮釋，只是這個基點視角之下的文化之一吧。但試圖把所有這些歸納為一個視角下展開的邏輯敘述或詮釋，就比較困難了，我比較讚同德國卡西爾（他寫了一本《人論》我覺得不錯）從文化的方式看整個人類文化的實質性，也就是符號的觀點看人類創造文化的演變過程和屬性。以避免我們一開始就把所謂“科學”思維看成一個評判其他文化或認知的標準，道家與儒家的區別，我認為本質還在於對“名言”或“符號”的不同態度，由此，在政治論中必然會引起兩種邏輯模式，也就是道家的自然主義視角形成的與西方自然主義類似的政治論邏輯，而儒家的宗教主義視角，形成與西方基督教曾經類似的政治論邏輯。如果從這個方式理解儒道的政治論差異，那?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缺少的是政教分離的政治改革，宗教是內在精神的追求，而不能出賣給政治利益，同時，政治又是時代生存的現實主義者，是各種利益糾紛產生的契約性與公約性，這樣看儒家，至少儒家宗教的道德保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只是也需要隨時代而變革，但本質上，仁義禮智信的基本道德價值還能獲得承認，而不像大陸那樣毫無社會道德信仰的文化根基了，因此，中國大陸真正缺乏的是政教分離的意義理解，在道家哲學中，真理是不可名言的，但卻真實存在的，由此才能推導出無為而治，或立憲為天的法哲學，儒家卻把文化的符號性當做真理性對待，一旦表述的信條、教條成為人們心中的真理來體現了，就有了一個預設的標準對事物進行絕對化判斷，即使今天的科學理論，如果變成一種信條，同樣會獲得這種迷信態度，而實際上，科學理論的本質是不把自己的結論當做真理才會繼續發展的，科學不是戒律或信條，而是不斷探索，解構。儒家堅持的易經，其實就是科學類型的一種，我稱作農業科學，實際也是人類時空概念起源的由來，然而，這個時空模型一旦作為必然真理來看待，就成了科學教條主義了，只不過古文化而言，就是宗教類型的文化了，古希臘文化來自巴比倫與古埃及的改造，其實，在我看來是工匠文化產生的科技，這就是為何中國科學和西方科學的根本差異之點，可以說中國把農業科技文明變成了一種完善的符號體系後，就很難接受工匠文化的時空觀改造，也就是亞裏士多德表述的時空形式，時空最初是天地人的農業文化引入的概念，古希臘從物理的運動學引入了時間和空間概念，時空最初是天地人的農業文化引入的概念，古希臘從物理的運動學引入了時間和空間概念，並形成了初步的幾何天文，中國2000多年的文化更需要重新正確的詮釋，而不是簡單的否定和讚美，事實上，今天的生態破壞，食物汙染，大多與工業文化密切關聯，我認為正是因為古希臘沒有形成巴比倫和古埃及的農業文明和符號體系，從形成幾何物理學的開創，而這個科學哲學體系我認為實際是來自工匠技術的符號化，或文字匠的制作，即科學理論，而這個時期，中國的工匠墨家文化也已經很發達了，但儒墨之爭最終導致墨家無法把自身的技術文化變成符號化的工匠科學文化，這就是我對科學文化在中西歷史的產生和演變，與他人不同理解吧，為何墨家最終沒有變成後來的物理學，而儒家的易經是中國傳統科學的權威呢？我認為這需要從更深層面來研究對科學的本質屬性與理解來重新解讀，這就是我把農業科技含義與工匠科技含義進行了區別的原因，換句話說是由於對生物物體和非生物物體的描述產生的時空觀念差異，時空的科學化是通過描述物體的變化或運動的量化中產生的符號模型，農業是生物、養物的技術產生的時空科學，工匠是造物技術產生的時空科學，它們的理型與理性也就不同，但從哲學來說，科學都不是純客觀的，都是建構的自然模型，我們又如何能從科學理性判斷真正的是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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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5:07 | 只看該作者
“無為而治”的政治邏輯釋義（上）(2019-02-17 20:08:58)轉載▼
  
很多人或學者們都解釋過了“無為而治”的道家政治理念，但其詮釋的普遍缺陷只是哲學意義的主張，沒有具化到政治制度層面的理解。因此，這裏通過對先秦道家《文子》中的兩段話，還原“無為而治”的具體政治制度思想邏輯的真正含義。

道家的政治論，是在區別春秋戰國其他各派政論中體現出來的，這個總結性的比較，可參照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來理解：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觽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

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以上文字司馬談論述了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開創出中國最初文化各大門派典型的政治論特點與利弊。很顯然，在論述了各家利弊之後，司馬談把道家看成最完美的政治方法論，同時又特別指出了儒家相對道家而言的政治方法論弊端。

但中國歷史演義出的政治形態，卻自從董仲舒之後，直到清朝時期，基本呈現的是儒家的政治體制形式，也就是宗法制的政治體制，而道家的政治論，如果從儒家的經驗主義和標準治國理念為出發點來看，反而成了不合理的末流政治論了，但如果參照現代社會的政治論來看，道家卻似乎穿越了時代。

這裏從《文子》的“上義”篇中，選出兩段論述，來說明什麽是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本質與具體操作的邏輯性，第一段：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為古，茍利於民，不必法古，茍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



這段敘述可以看出，正如司馬談的評價那樣，老子的治國理念是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為原則，換用現代觀念來論，就是說國家的“禮制法度制令”等等，都是隨時代的生活形式變化而變化的，這個“生活形式”的內涵，也就是伴隨著“禮俗”（社會倫理道德的風俗習慣）及“衣服器械”（如各種科技發明創造或生產力的農業型、工業型發展變化）物質發明等等變化而變化，換句現代通俗說法，就是隨社會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變化而變化，即“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在道家看來，這種法度禮制的變化，只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意義上的變化，而非治理國家根本思想發生了變化，這個根本思想就是“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為古，茍利於民，不必法古”。治理工具就是“法”或“法則”、“制度”的含義。根據這一觀點來看，甚至我們的物質生活的變化，比如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物質生活變化，也只是影響治理國家“法度”的工具性變化，而並非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思想發生了變化。

那麽，這個法度和禮制又是如何產生並發揮操作性作用呢？以下這段就是更具體的表達了法的本質性、作用和操作性了：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撗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不從己出也。”

我認為這部分可以說把“法”的產生、作用、操作、本質性等等，都完全表達清楚了。首先， “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也就是說，法是體現所有公眾生活所共同承認和期望的規則和制度，這個“法”是怎樣制定產生的呢？“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也就是說“法”即不是“天授”，也不是“地出”，完全是人間中人類自己產生為適合社會的“眾適”而制定的。這裏明顯與儒家的“君權天授”的禮制或法制本質區別。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儒家的禮制形成的“法治”是什麽意思。儒家的“禮制”產生的根源，也是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時期，然而，貫穿了中國上古2000多年的文化，直到周朝基本完成的文化成果是“天文歷法”，由此衍生出中國宗教信仰觀念的文本體系和采集狩獵及農耕自然科學原理的文本體系，大致來說，就是儒家六經體現的。我認為天文歷法的出現，才是人類由原始自然人類進入文化人類所體現根本差異的分水嶺 ，對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時）的“自然現象周期性”變化的“測定”與“描述”，第一次表現出了人類把天空、大地及人關聯起來的文化體系化表述的價值與意義，也是人類宗教與科學文化的共同起源，從“天象”變化的周期性測量記錄中，表達了天空氣候與大地生物生命的重覆周期變化現象的變化規律，這是這種重覆性的周期化“現象記錄”，產生了以時間與空間為概念基礎的科學文化奠基性，而它的科學性體系數理原理體現就是《易經》。

另一方面，天空星象運動周期性與地球氣候和生物活動周期變化的關聯性，是產生人類與自然因果性關系思維方式的認知起源，就像一個生物體，如麥子經歷的生命歷程，體現出其生命循環與人類測量天文周期對應的描述，即春生夏長秋亡的“天命”經歷，同樣，對其他物種（如各種動物植物的生死年齡認知）生命周期性測定，通過天文的周期標定，分別說明了自然各物種包括人類物種的先天生命周期各自“必然性”的“天命年齡”含義，我認為這就是儒家“天命觀”的由來，而作為所有這種自然現象規律的第一因詮釋，就是上古人們稱作的天帝與上帝創世的宗教天神文化起源了。
一體，一半對一半錯，一半裡卻又有一半，似是而非，虛幻，自己卻看錯成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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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5:07 | 只看該作者
“無為而治”的政治邏輯釋義（下）(2019-02-18 12:34:09)轉載▼
  
因此，狩獵采集與農業文明的“天文歷法”，雖然看不出人類創造工具的能力和文明，如石器與陶罐等等，而只是養殖種植活動的文明現象，但從人類“符號文化系統”看，卻是人類從原始人類之後，人類第一次把自身從天上之物到地上之物，及整個自然現象關聯起來的自然認知，並以圖像、數理符號、文本表達了這種系統化的聯系，這也是各民族創世紀從天地、日月年歲、動植物的創造，來表達上帝創造的宗教經典共同特征，而在中國把這種文化又變成了更詳細化的“科學化”論述，即“系統化的數理科學理論”，如《易經》，這裏先不多做論述。這裏只論述這種農業型的天文歷法與中國社會的構造方式與信仰方式的關聯。

因此，上古的社會建構模型上看，在《周禮》和《呂氏春秋》中，都體現了皇家通過類比天文歷法的規律性類比，即將“社會”納入一個看來是遵循一年四季自然規律為，並與人類社會生活活動相關聯起來的結構體現，特別是農業種植養殖活動相關聯的生活形式，由此才能形成儒家特有的從祭天祭地為本的宗教禮制法權“形式”，而董仲舒只是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宗法制的信條化，並形成了一個邏輯自洽意義上的“理論完善”。也就是說，一年四季有個天的“意志”作用來體現“春夏秋冬”的規律與“時令”，這種“時令”就隱含著“自然規律必然性”來作用於人類的“天命”，怎樣知道這個“自然規律必然性”的“時令”來指導人類可以遵循自然規律呢？儒家的理論就是通過人間的“聖人”或“天子”通過獲得這個“天意”的啟示，並以此獲得君主的“法令”形成。

道家的不同恰恰解構了這個“自然規律”的“必然性”理解。簡單的說，儒家堅守的“自然規律必然性”，實際是由“名言”產生的“信條主義”，“信條”實際是固化了的“名言”的信奉，這種信奉，在今天的科學論而言，依然會產生科學主義的教條性迷信，因此，“科學論”依然是人意的體現，而不是“天意”，其實牛頓的機械宇宙觀也同樣會產生“名言符號化”的科學迷信，只是儒家是用於農業性的天文類型，牛頓用於工業性的天文類型。

因此，就政治論而言，儒家首先是“正名”，這恰恰體現了對宗教文本的信條主義迷信，盡管它是從古天文歷法的科學文化中延伸出來的“科學社會觀”。而文子中，卻是批判了這種天命信仰，而表達出的是人意“法令”，否定了從天文而降的時令必然性，即“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也就是說“法”只是人為制定的制度與規則形式。雖然這裏的“法”是由君主或“人主”通過對自己的內省檢驗制定出來的，但也首先是制約自己行為要求的，因此，法一旦制定出來，就是判斷天下所有人包括君主本人是非、對錯的準繩或度量，即“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其無得撗斷也”。

因此，盡管傳統儒家的中國人信仰“天命”和“正名”，正如孔子所說：“名不正言不順”的政治觀，但孔子卻也感嘆“天不言”的無奈。無名無言，就無法產生度量的禮制或法制依據，也就無法判斷是非、對錯，因此，法的“準繩”與“度量”卻是其本質特征與作用，而社會法的理念產生，也是古人由“測量”用語中引申到社會治理而來的。比如“公平”是稱量輕重工具引申來的，“準繩”是工匠用於取直的繩具，“規矩”測量是否方圓的工具等等，也就是說，當我們可以測量一個物體如長短、輕重、方圓等等，首先要制造一個度量的工具和約定一個度量單位，如一個米尺工具及一米長度的約定，由此就可以根據這個約定與工具，對一切物體的長短進行衡量或度量了。

法的工具性、約定性、名言性也是如此，如當我們定義出善惡、是非、對錯的判斷條規依據或定義規定後，我們才可能根據這些條文名言作為度量標準，才能對社會行為通過法的條文規定與約定進行判斷或裁決，這就是法的工具性與名言性作用，也就是才能發揮“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以上還可以看出，道家沒有象儒家那樣試圖預設倫理道德的善惡判斷標準，否則就會出現道德的尊貴與卑賤、賢者與不肖的判斷標準，如此，道家的法就不是天下人“眾適”的準繩了，也無法隨時代善惡標準變化而變化其法的動態制定能力了。

正是由於道家沒有象儒家那樣，努力維護一種既定的社會倫理道德的“信條”標準，如“三綱五常”“天理”等等，才體現出了道家政治法條文標準可隨時代而變的價值和意義，即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此外，這裏道家可貴之處還在於，雖然社會似乎具有農業型、工業型還或信息型不同社會形態和發展變化，但它們並非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具有兼容與持存性價值和意義，正如，現代社會依然要持有原始社會對自然生態的保護觀，以及農業文化持存在工業社會和智能社會所隱含了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意義，如動植物是工業制造與生產所不能替代的經濟物質一樣。因此，我們不必用一種生產方式的變化來強制性的把“社會”納入一種“社會政治經濟發展規律”的邏輯中，由此，完全排斥原始社會與農業社會隱含的文化價值和意義，而只是看成“衣服器械”等等生活方式的變化來理解，並由此制定相應的社會治理的政治法則，而不是象儒家那樣，通過信奉某種“真理論”的“天理”信條，來作為一種判斷社會行為的對錯，由此，就可以看出道家的法治是隨時代變化並是所有人共同認可意義的契約產生的“天法”含義了。

由以上道家的政治原則出發，文子在立法、執法、監督法的操作上，也給出了明確的政治邏輯性表述，即：“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撗斷也。”，這裏說的立法是君主進行的，君主監督官員執法，官員對百姓進行執法，而所立之法又是制約君主的言論與行為的。至此，這裏已經完整體現出君主立憲制的政治邏輯了。也就是當憲法為天下人的守則時，也包含了君主所必須準守的原則，於是也就消除了君主打著各種天意或真理性旗號，去體現個人意志的主觀判斷與發號法令的政治專制性，文子說這才是“無為而治”的根本含義，即“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不從己出也。”，也就是君主之“言令”，只能依“法文”的規定標準之內進行，“言不從己出”，就是不能根據自己的主觀意志所願來發號施令。最後，我們還可以從《淮南子》中，看到文子這段論述的簡化版中，再次體會一下，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政治論根本：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儀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

由此可以看出，道家的“無為而治”，實際上，恰恰反映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政治邏輯和本質性表述，即“法”是所有這個國家人的“天規”，並為所有這個國家眾人服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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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6:13 | 只看該作者
後來發現，宗教、信條、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的模式和反覆矛盾現象，整個社會大多數都是傳統道德思維，道德高尚的表準來預設立場最為最高的判斷，預設理想化主義，再給予教條，成了階級信仰，權力 = 道德解釋權，從道德信仰轉變成生存，同一個信仰的道友從一對朋友變成仇人，佛回基督三教各裂成兩派，就是執著[定義]，所以道德標準變得不具體，你換個環境就有了不同的規則，無神論在回教是會被砍頭的。

另外一個現象就是，很多人把任何一部被修改了N次的古文經典當成聖經(毫無判斷)，當作最高的核心價值，對不同信仰卻直接否定。

思想大概有三種，一種是傳統道德，常用仁義慈愛這種定義來判斷一切現象，用[愛不愛台灣或優先]判斷對方有沒有道德，道德高尚的意思，比較感性情緒化，情感淺規則，容易有私情這些問題，萬一他覺得妳沒有愛，就暴力的推翻掉你，或是以權力跟道德解釋權的方式搞集體批鬥，。第二種是法治道德，道德公平、理據、數字、科學，有人權保底。第三種是自然道德，任何事情都不一定是非黑即白，他是有模糊的區域，萬事物沒有絕對，黑、灰(重疊)、白，三者是不斷的互換。例如物極必反，道理過頭也變得不通人情，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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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01695發表於 2019-5-1 16:45 | 只看該作者
傳統道德的道德高尚容易隨意[模糊]和[曲解]，為了至高點或者習俗規則或者話語權，或噴子在偷換概念上較勁，[愛台灣]的口號與定義就是個例子，當把這個[口號或預設立場]套在政治標準或是法官的頭上，所有法律就廢了，把[包容]當作預設立場的最高標準，法官沒有自主性判斷，當然為了維護立場反而陷入語詞邏輯圓謊爭辯，基督的預設立場是[唯一真神]，佛教的預設立場是[極樂世界]，更別說同一個信仰有兩個不同派別的立場了，最後形成信條戰爭，當你我各有氫彈，信條跟戒律會使你憤怒地把氫彈砸向對方，為了你的道德高尚聖戰，為了你的榮光與贖罪或普世價值，為了一整個世界都是吃素的，也希望蛇獅豹都吃素，純粹一個秩序的世界，沒有人亂丟垃圾，沒有小偷，沒有犯罪，為了使所有差異性消失成為一個秩序的世界，為了各自所謂[義氣]的差異廝殺(黑道.道可道.非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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