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cathyyeh 於 2011-5-24 12:46 編輯
三星堆蝌蚪文考據:彝族是夏代的統治者
民間收藏的玉石銘文拓片（文字未破譯）
蝌蚪文龍璽印拓（文字未破譯）尺寸：12×9.5厘米
蝌蚪文龍璽尺寸：通高121厘米現藏於民間
彝文直譯：鷹眼守家意譯：鷹眼守護疆域彝族學者阿餘鐵日2009年4月15日所破譯的印文
神龜負洛書玉雕尺寸：通高50厘米現藏於民間
●夏朝歷經十四代十七王，足見盛世，不可能沒有文字。 若有，是什麼形態？ 又在何種範圍？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體，無論數量、書寫方式的多樣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後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獨領風騷。 ●能否傾聽這樣一種解釋：彝族是夏代的統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遷往南夷高地，卻留下輝煌的三星堆？ 這種假設出的衰敗，能否解釋三星堆文化“歷夏商周”這樣的綿延性、完整性？ 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當
去年，偶遇旅居法國的攝影師曾年，他正為美國《國家地理》拍攝介紹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閒談時涉及“中國的……”，曾速匡正，歷史上“中國”的說法很晚。 這點他是對的。《禮記·中庸》“洋溢乎中國”，《漢書》“統天下，理中國”……，都指的是中原黃河流域一帶。 那時一族一國，叫方國，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會組織形式，逐漸翦滅而趨統一。 這應該是梁任公“中國三段論”中的第一段——即“中國之中國”，然後才是亞洲之中國，最後是世界之中國。 所謂“中國之中國”，也就是華夷互換時期的中國。 蘇秉琦先生曾詬病歷史教育兩大怪圈，第一個怪圈就是“中華大統一觀”，也就是把漢族史看成是正史， 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則一筆帶過。 所以，言先秦時期巴蜀尚未入華夏，有些問題，因過去是“入夷則夷，入夏則夏”，四川的族團、方國之治，沒什麼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雜，繁衍，故複雜性便成為重要特徵。 民間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開三代之謎時，則反倒和傳統嚴重地衝突，也說明了這點！ 難怪李濟曾有那著名的論斷：“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中國文明的開始》）。 由西北方向看，那種把長城以外斷送給“異族”固然錯誤得很，——若再調頭往西南方向看，那種把“夷”斷送給“華”的做法就同屬“鹵莽滅裂” 。
漢彝學者 辨識字符 大相徑庭
上世紀30年代到目前為止，普遍認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沒文字。 而彝族學者到博物館，卻能辨識不少古氐夷文字。 不光是文字，還有器物、圖騰、符號、造像，漢彝學者的闡釋都大相徑庭。 就連漢族學者識別不了公之於世的字符，也為彝族學者阿餘鐵日所破，他破譯過不少民間的玉石銘文。 有趣的是，北大語言研究中心有個課題小組正在構擬藏緬古語形態，橋樑是古彝語，而彝族學者構擬三星堆文化， 其橋樑也是古彝語，三星堆玉石銘文也就此繞不開了。 但，有圖文的玉石器，十年來都流布民間，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廈門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討會”，由熱心的民間贊助發起，有海內外學府大儒參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 事後經個別媒體“矮化”處理，遂沸沸揚揚，患了“文化”敏感症！ 這裡的“文化”，牽涉最深的內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 揭櫫於世，多在坊間，也就是說沒“坑口”，雖有躍躍欲試者，也只能望而卻步。 說來也怪，紅山文化著名的C形龍、保利集團紀禹功的青銅器等國家重器都沒坑口，卻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間三星堆要拿文字說事卻犯眾怒，想來該是背景不同，卻佔了好沽名者的要津，當然虛弱。 但民間所發現的兩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會有虛弱的表現。 有明眼的專家認為，這些玉石文字應該是甲骨文之後，所發現的最具規模的上古文字系統。 彝族學者阿餘鐵日甚至還有“彝文字和漢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論證。 甲骨文之前有沒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誠，故事盡人皆知。 其實，真正講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圍繞玉石器，關注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許多外國人，如桑志華、德日進、安特生等。 最重要的還是李濟在安陽、二里頭的發掘，讓甲骨文成為最終的事實，讓章太炎閉了嘴。 李濟認為，甲骨文字決不是原始的，無疑在此之前有個很長的歷史發展時期。 三星堆發掘，開始非常民間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篤牧師、軍人陶宗伯、好古的羅縣長、華西大學美籍教授地質學家戴謙和，隨後才是華大博物館館長美籍教授葛維漢、副館長林名均。 通過後者，遠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並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 信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強調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邊地區文化接觸的重要性，也談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稱。 沒想到，一語成讖，直到現在，多數論及三星堆也都難逃此舊窠，與器物的輝煌不符。 依筆者陋見，阻礙健康研究略有兩個原因：一關乎理念，二關乎器物，兩相交惡，又導致更壞的循環，欲罷不能。 所謂理念，就是“中華大統一觀”，或“中原文化先決論”。 有不少人愛用《蜀王本紀》的“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來證明這點。 但就筆者由南到北所見，民間庋藏的撫五弦琴、習族禮、鼓樂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禮樂”之說。 揚雄言“不曉文字”，因為時代隔膜，不消說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資料不足。 從中看出，論證所需文獻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商周為西方承認，因有甲骨卜辭，而夏朝就得費功夫了，因為沒發現文字。 為此，一國傾全力又押在了偃師二里頭，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類假設， 至今還沒聽說發現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 而夏不能證，“夷”也就仍然會被“華”給遺忘。 可惜，這些關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間，想想發現甲骨文當時的窘況，誰又不能釋然。 三星堆之謎關鍵在文字和圖識
從燕氏到現在，民間收藏可分兩個階段：上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為一段落。 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間，異地和國外恐怕都有。 民國要人陳立夫當時在重慶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 美國芝加哥美術館收藏了一件捆綁俑。 台灣故宮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計是後來流失出去的。 包括日本、新加坡東南亞諸國。 說沒發現文字恐怕有誤，當地文管所就收有銘文的青銅器。 二號坑青銅C型人首額頭上，有“H”符號，據研究，就是“風”姓氏異體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堯教化及雕題蜀越”中之雕題人的文字，所謂“雕題”，就是額頭上刻字者。 王家祐從戰國至西漢的文物上分別輯錄有一百五十餘種圖像文字，後被稱作“巴蜀圖語”，但和我所見到的玉石文字並非同一書體。 除王家祐、衛聚賢外，研究巴蜀文字的還有蒙文通、李學勤、李復華、童恩正、錢玉趾。 王家祐和李復華撰文認為，巴蜀符號具有看圖傳語的功能，並提出巴蜀方塊字與夏有關，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 錢氏撰有《古蜀地存在過拼音文字》的論文，認為巴蜀符號實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關。 1990年代文物開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斷流向社會，於是進入第二階段。 最初廣漢有幾個藏家。 稍晚，成都的張思勇遂規模最大。 外地收藏較多者是北京、深圳、廣州和香港。 成都、重慶約有三十來位。 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張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選》，表明民間已清醒意識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謎， 關鍵在文字、圖識。 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許多人固執己見，無視坊間努力，詆毀民間收藏的惡果。
神秘的夏朝龍印
斯拉沃熱·齊澤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談到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日常生活中，其實，有許多外在的表徵會直接將意識形態（廣義的）物質化為功利性，而我們卻熟視無睹，還在那為自以為“突然的發現”幸災樂禍，其實真相早就在那裡了。 比如邁克爾·傑克遜的不道德行為（指孌童癖），並非事發過後才暴露出來，而早在《顫栗》和《真棒》兩張專輯中就已顯露。 “潛意識就在外表，並不是隱藏在什麼深不可測的深淵中。 引用電影《X檔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裡。 ”（《幻想的瘟疫》）。 借社會學的描述，我們也不妨說，關於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裡了。 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長的演變。 若從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 這點，沒什麼爭議。 爭論焦點主要是，夏有無文字？ 有，是什麼形態？ 又在何種範圍？ 郭沫若、徐中舒持懷疑態度，或認為沒有。 唐蘭認為有，因為根據《竹書紀年》、《史記》、《尚書·禹貢》等典籍對夏商兩代世系、年數、史事詳細的記載，夏應在信史之列，孔子對堯、舜、禹的描述，也並非虛言。 《尚書·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
說明，殷前之夏朝，為典冊所載，雖遞嬗卻關係緊密。 更有甚者，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青銅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個銘文，比晚數百年的《尚書》還更早記述了夏禹治水的偉績。 禹真，夏便真，無夏，便無華，此話並不為過。 夏朝歷經十四代十七王，足見盛世，不可能沒有文字，甚至還是相當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雛形，也就涉及倉頡；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書契（包括木板、玉板，書各執一側謂契，以相考合），畫八卦，以代結繩之政，規天為圖，矩地取法，龜卜作易……此非文字演變之跡又是什麼？ 後世所留“倉頡書”、“夏禹書”、 “岣嶁文”，也流傳甚廣，並日漸熱鬧，蓋因能讓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嶁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該注意，並非因為傳奇性，而是自明代楊慎等人釋讀以來，已有不少破譯，費時短則數年，長則十來年，釋讀不盡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記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國魏人張揖、北魏酈道元的看法相同，與遂公盨內容近似，只是時間更早，大膽確認為夏朝之物沒什麼問題。 有兩點可支撐這種看法：其一，岣嶁碑文就字體而言，為“蝌蚪文”。[我看到麥田圈文字有同感]
關於此書體，孔安國在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尚書》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裡，不可不讀：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鬥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鬥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現在聽人斷蝌蚪文為夏朝官方文字，稱夏篆，姑且為一說，不足怪。 只嘆南嶽岣嶁碑湮沒無聞，天下摹刻，也算窮途末路對老祖宗的一種緬懷。 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體的禹王碑，未知淵源，大震前見考察圖片，湮沒只剩二十來字，現在也不知毀塌與否。 雖知蝌蚪為虞夏商周書體，卻無從考其濫觴之地。 僥倖，東邊不亮西邊亮，在民間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璽印，高達50厘米，長柄為龍爬柱，似乎表現的是一種體高而獨的架勢。 龍首為頭，頭，就是獨，諳寓首始。
中國文化首始者，非勞天下而死為社稷者，歷數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這個標準。 已故神話學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較巴比倫洪水神話、希伯萊諾亞方舟、印度神魚教人避洪，中國也該以洪水傳說為國史起點。 有災害，就有治害的領袖，非禹功莫屬。 古代記載之中，“無不泐為禹跡”，《詩經》也好，鼎彝銘識也罷，“自宗周初葉至於春秋中期，數百年間所流傳之可信史料，無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跡”（《古代神話與民族》）。 前面所言遂公盨可為證明。 當然，最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傳，“不始宗周，當數典於殷商以前”，自當為夏。 但這和三星堆龍璽有何干系，——丁氏從甲骨文刻辭入手，考“禹”字，龍蛇之屬，雨師的象徵，“禹為雨神，固矣”。 因為“應龍即句龍，句龍即九龍（演為禹霸九州），九龍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義而言，確龍蛇之類也”。 禹為姒姓，姒的篆文頗像“蛇身自環”，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現，且能和古彝文對應。  很明顯，蛇為夏后氏民族圖騰，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龍蛇又是其主要的圖騰符號，就絕非偶然了。 聞一多和童書業早就考證論斷蜀王“杜宇”即“ 社禹”（見孫作雲《蚩尤考，中國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鱉靈”即“鯀” ，若這成立，那麼蜀即夏，而我們今日所見三星堆文字系統也就是夏文字。 難怪三星堆令那麼多不大捧書的專家暈頭轉向。 因為二里頭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來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測定，符合夏朝的首推兩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銅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號相似，而且比甲骨文還早，遂引出另外的話題——如果，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釋讀，那麼彝和夏又是什麼關係？ 能否傾聽這樣的解釋：彝族是夏代的統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誰呢？）便遷往南夷高地，卻留下輝煌的三星堆？ 這種假設出的衰敗，能否解釋三星堆文化“歷夏商周”這樣的綿延性、完整性？ 比如，約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樣跑得無影無踪嗎？ ——因為，迄今還沒有聽說二里頭及周圍夏朝考古學核心區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 這“夏－彝”話語圈在哪？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體，無論數量、書寫方式的多樣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後、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獨領風騷——否則怎能解釋，那多出來的七百餘年？ 蝌蚪文可能會成為一條線索。 所以，這枚三星堆的龍璽也就不平凡起來。 它的紀念性非常明顯，似雕塑，而更不像璽印。 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對照《繹史》中刊布的岣嶁碑文，筆劃頭粗尾細，委曲蜿蜒，均為標準的蝌蚪文。 柱體兩側，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書體，夏朝文字傳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現。 從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當大。 是目前吾國已公之於世最早的印章，說夏朝第一印絕不為過，意義十分重大。  這枚國寶級的孤品龍印玉璽，彷彿玉燭，給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縷曙光，使我們能追隨其後，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問題上來。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頭沒有，龍山也沒有，紅山、齊家、良渚都沒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 華夏的分界線不是華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統的伏羲、炎黃，與更成熟活躍的南方文字系統——實際上又是北方語系的鯀禹夏后，也就是孫作雲所謂的“龍虎鬥” ——實際上是北方的熊圖騰和南方的蛇圖騰之戰，血緣疊加文字，沒文字的東夷也攪和進來（金沙遺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說明這點） ，故有速度之混合。 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們不難悟出大量龍蛇鳥混合圖騰的社會學意義，而標誌性的文字事件就是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 而這恰恰又被民間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證實。
這樽雕塑，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雙手捧捲軸——也就是神龜負洛書的擬人化表現。  因為，在神像背後，鐫刻有神龜的圖像。 最直接的說明，是台基兩側對稱性的大魚圖案，印證了《拾遺記》有關夏鯀的描寫：鯀因治水無功，“自沉羽淵，化為玄魚，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 神龜是河精的使者，以獻含治水秘訣的洛書給禹。 由語言傳說凝固為三維空間完美的雕塑，以人為本，這在紅山文化、齊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發現，彌足珍貴，故為東方玉石文化的傑作。 這尊雕塑之所以能為典型器，還在於它首次表現了父系社會“失敗之英雄”的沉鬱精神，此精神千百年來，混合變形（猶如龍的神話本身），縱橫南北，必滲透外省族團的離心力。 黃帝軒轅時代，龍馬出河圖，鯀禹時代，神龜負洛書，於是“聖人則之”，其要義也就全在這裡。  所以，通過它，我們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還更應該看清雕塑後面悲劇的敘事性來——那就是大膽的史學家所推斷的另一種可能：鯀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圖騰部族，先據中原（這點尚難苟同），亡國後（蚩尤被殺）被罰苦役，通過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鳥、豬、鱉四部族，終於再次強大。
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圖景，其文字，也將慢慢訴說真正意義的中國本土藝術的淵源流變，而這一切，恰恰是被後來者混淆了，或者說，給遺忘了。 | 
銅人頭像，二號坑出土。 
一號坑出土的金面罩，以金箔捶拓而成，鼻部突起， 中有鋒棱， 製作工藝精良。古蜀國的繁榮持續了1500多年，然後又像它的出現一樣突然地消失了。 歷史再一次銜接上時，中間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 關於古蜀國的滅亡，人們假想了種種原因，但都因證據不足始終停留在假設上。 水患說——三星堆遺址北臨鴨子河，馬牧河從城中穿過，因此有學者認為是洪水肆虐的結果。 但考古學家並未在遺址中發現洪水留下的沉積層。 戰爭說——遺址中發現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壞或燒焦，似乎也印證了這一解釋。 但後來人們發現，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數百年。 遷徙說——這種說法無需太多考證，但它實際上仍沒有回答根本問題：人們為什麼要遷徙？ 成都平原物產豐富，土壤肥沃，氣候溫和，用災難說解釋似乎難以自圓其說。 那麼，古蜀國消失在歷史長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晚於三星堆、但有相當的延續性的金沙遺址於2001年的發現，也許為解開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之謎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參考答案。 據專家推測，金沙是繼三星堆之後古蜀國新的政治中心，金沙文明存在於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約前1200—前650）。 至公元前316年，四川地區長期並立的兩個政權——巴和蜀都被秦滅亡，古蜀文明從此逐漸融入了華夏文明體系。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海貝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中，基本上沒有生活用品，絕大多數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國的原始宗教體系已比較完整。 這些祭祀用品帶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點， 特別是青銅雕像、金杖等，與世界上著名的瑪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 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張繼忠認為，大量帶有不同地域特徵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可能曾是世界朝聖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貝，經鑑定來自印度洋。 有人說這些海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匯，有的人則說這是朝聖者帶來的祭祀品。 “不與秦塞通人煙”的古蜀國，居然已經有了“海外投資”，不可思議。
